汉语名词、动词交融模式的历史形成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长安,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长春 130117)。

原文出处:
中国语文

内容提要:

汉语造词有两个特点:一是造词不关注词、语的区别,二是造词过程中类的改变的无意识。这两个特点也是汉语现有词类样态形成的前提,并与汉语形态不发达有着直接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动词、名词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三个表现:1)单音词时期动词的指称和转指主要是构成性的。2)双音化时代实现性转指占主体,而指称则表现为:A.从原单音动词的角度看是实现性的;B.从双音词本身看是构成性的。3)这些双音词表指称:A.在原单音动词之上再添加一个音节而来;B.语义特点是陈述并能指称一个具体的动作或行为,也是单音动词意义的细化和实化;C.语法功能具有做主、宾语与谓语双重功能;D.这批词不仅数量大,而且还在不断产生,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我们把这批词称为表事词。汉语动词、名词之间交融模式的形成主要就是源于这批词的存在。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12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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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言

      沈家煊先生(2007,2009)提出的汉语名词、动词关系的新主张,引起了学界同行的广泛关注。沈文将多年来汉语学界对于词类问题的诸多矛盾争议归纳为两个困境:

      其一,在胡明扬(1995)的基础上将词类确定中的二难选择描述为:做到“词有定类”就“类无定职”,做到“类有定职”就“词无定类”;

      其二,满足“简约原则”就违背“扩展规约”,满足“扩展规约”就违背“简约原则”。

      对于困境一,沈文从跨语言的共性特征出发,提出了词类与句法成分间的关联标记模式(correlated markerness),认为汉语与印欧语实质上都遵从了这一相同模式,只是标记性的具体表现方式有所不同。同时也认为关联标记模式不完全解决问题,因为词类除了有连续性还有离散性的特点。对于困境二,沈文将汉语实词的类属关系总结为“包含模式”,即形容词作为一个次类包含在动词之中,动词本身又作为次类被名词包含,而印欧语则是“分立模式”,名、动、形三大类相互独立,小有交叉;这种“包含一分立”模式的对立根源于认知上“构成一实现”投射关系的区分。沈先生用全新的观念和方法,对现代汉语词类研究中许多令人困惑的难题予以解答,对于走出两大困境的羁绊和今后汉语词类的研究工作无疑具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我们在沈先生研究的启发下,对汉语词类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提出汉语名词、动词的“交融模式”,并从其形成的动因入手,指出汉语存在一批表事词,而名词、动词交融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表事词的存在。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谈动词时把形容词考虑在内。

      一 汉语词类形成的基础

      《马氏文通》的出版,标示着汉语语法学的建立。但是,语法学的诞生并没有因此影响并带来人们在表达上语法手段的变革。特别是词类表达上,变化的只是研究者开始按照西方语言的特点寻找汉语的词类了,汉语并没有随着语法学家们研究的带动而在表述词类上有所变化,依然是一个音节负载着意义去组合(个别合成语素是例外),并没有在类的差异上给予更多的语法手段的关注。而英语词在使用上类的差异是根深蒂固的,人们日常说话时往往强化着这种词类意识。比如water,要表达“热开水”时用boiling water,这时的water是表述一种事物,所以要用原型;而在表达“这块地得到这些河流的浇灌”(The land was watered by these rivers)的意思时,说话人就会意识到“土地是‘被’浇灌”的,因而使用was watered就是母语者自然而然的表述形式。当然由于笔者缺少英语母语的感觉,不知道操英语的母语者在说“热开水”(boiling water)和“近海”(near waters)时,是否会有可数和不可数这样清晰的感知能力,但意识肯定是有的①。

      因此我们说,汉语表达中不关注词的类与类之间差异的情况是古已有之,延续至今②。尽管人们在词类意识的隐形驱使下,也在表述中自然地形成了一些词类标记(像“子”、“儿”、“头”等),但这些标记的产生是表事物、表动作、表状态深刻差别的驱动,是表达中“求区别”的自然产物,一些经常用来表事物的音节慢慢发展成了词头或词尾,但这在词汇发展中还没有成为主流③,还不是人们的自觉语言手段。虽然我们谈到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有词类意识时也能举出很多例证,但语法表现却难以形成明显、可操作的语法规则,同时,汉语表达讲求“义尽为界”,就是有必要区别时才区别,不求形式上的统一,因而汉语里的这些标记形式比较零散,不成体系。这样的词类样态的形成有着深刻的造词的根源,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1 不注重“词”跟“语”的区分

      不同文化、不同生活习性的语言社团造词的取向是有差异的。作为游牧民族,蒙古语里对于牲畜的关注就比其他民族精细,在词汇里有着很丰富的表现,仅牲畜的“毛皮”就用几十个词来区分(宋振华、刘伶,1983)。但无论注重哪个方面,词是表示事物、动作、状态等的最小单位,这是大多数语言所体现出来的。究其原因,只有把事物、动作、状态分解到最小单位,在表达中才能根据这个最小单位的不同(类的不同)而标注性、数、格、时、体、态等限制标记,使表达更准确,因为这些形态要标记到这些最小单位上才能准确表达相关的意思。汉语表达的精细化并不依赖这些形态标记,因而在最小单位上也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根据我们的观察,汉语与英语对什么是一个词的不同义项、什么是不同的词而应该分化造词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差异。英语造词是围绕一个事物或一个动作来观察的,比如表示“睡觉”就是围绕动作sleep来进行的,表示睡觉这件事的时候用sleepiness,表睡觉的状态的时候用sleepy、asleep(这两个词的位置分工和使用分工更能体现英语的造词关注),至于“昏睡(lethargic sleep)”、“沉睡(deep sleep)”、“酣睡(sleep soundly)”都不另外造词,而用表述(即词组)来完成。汉语不是通过给词加形态来体现表达的精确,因而造词上也就无需过多关注词、语的界限,出现给概念造词、为判断造词、为推理造词等多种情况,表现在语言上,就是为词造词,为词组造词、为句子造词等。《说文解字》“马”下计112字(词),绝大部分是马的具体动作、状态以及马行走、马得病等等,用现在的眼光看,应该都是用词组或句子来描述而不用造字(词)的方式表达。像“骊马白胯也”、“马后左足白也”、“骏马已壬申日死乘马忌之”、“马八岁也”、“马行顿迟”、“马行徐而疾也”等等,现代汉语里这样的词也造(保留)了不少,像“兼课”、“代课”、“摹刻”、“军垦”、“屯垦”、“围垦”、“林垦”等等,每个词都是一件事的过程,或是做一件事的方式、特点,在英语里则用描述性语言来说明,有的甚至要用很长一段话才能说清楚(比如“围垦”英语表达就是enclose tideland for cultivation)。不关注字词表义是否“最小”,掩盖了词的类的清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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