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接触的类型差距及语言质变现象的理论探讨

——以中国境内几种特殊语言为例

作 者:

作者简介:
曾晓渝(1955-),女,重庆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汉语语音史、汉藏语言历史比较,曾应邀赴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院东亚语言研究所、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青山学院大学、美国堪萨斯大学、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所等进行学术访问、讲学及合作研究,出版学术专著5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天津 300071)。

原文出处:
语言科学

内容提要:

通过对中国境内的倒话、诶话、莫语、回辉话等特殊语言的分析研究,发现深度接触语言间的类型差距大小与其语言质变的不同结构模式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进而探讨了语言质变的充要条件、语言质变结果的预测等理论问题。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12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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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在中国境内存在着一些特殊的语言,比如倒话、诶话、莫语、回辉话等。这些语言是作为母语传承的独立语言,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们不是由某个祖语继承或分化来的,而是两种(或多种)不同语言深刻接触所导致的语言质变结果,因此难以在语言谱系树中确定它们的地位。

      语言质变不同于语言衰变,它是语言转换的表现形式之一。

      语言质变是一个过程。两种(或多种)语言在相互接触过程中,它们的语言类型差距是否对接触变异的结果发生作用?或者说,语言类型差距的大小不同,是否会使深度语言接触所发生的语言质变现象在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的结构变异存在指向差别?这个问题在我国学者的研究中尚未找到相关论述,国外学者的相关论述也很少,而且也未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本文拟围绕语言类型差距与语言深度接触导致的语言质变现象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

      语言质变的结果是不是“混合语”,暂且不予讨论。语言在人类生活中最普通也最神秘,尤其语言接触变异错综复杂,因此,对于什么是混合语、甚至究竟有没有混合语等问题,目前学界尚未形成比较清晰的、普遍认同的基本理论,学者们因各自掌握的语言材料、研究视角方法不同,所持观点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可以说,国内外学界的语言接触研究仍相对薄弱,理论性著述很少。笔者所读到的美国学者Weinreich(1970)、Thomason & Kaufman(1991)、Thomason(2001,2007)等经典性著述中采用的语种语料很有限,中国的语言更是极少涉及。鉴于此,本文着眼于中国境内的几种特殊语言进行分析解释,以此为语言接触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案例资料,并基于这些语言质变事实,对现有相关理论进行讨论。

      2 中国境内几种特殊语言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2.1 倒话

      倒话是四川甘孜藏区的一种特殊语言。两百多年前一批汉族清兵被派往河口(即今甘孜州雅江县河口镇,倒话主要使用区)驻兵镇守,汉族船夫也被征来经营渡口,他们逐渐与当地人联姻,世代居住繁衍成为如今使用倒话的居民。倒话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一方面,词汇主要来自汉语,其基本词汇中来自汉语的词占绝对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在语法结构层面上又与藏语的SOV语序和动词的体、态、式、情态等语法范畴有着高度的同构关系(意西微萨·阿错2003,2004:6)。

      倒话是怎样形成的呢?

      一种设想是:倒话是在高度交际压力下形成的家庭藏汉中介语,再经过第二、第三代的石化最终形成的。在汉族军人、船夫与藏族妇女所组成的第一代家庭里,父亲与母亲之间用各自的母语无法沟通,为了生活,他们被迫学习、迁就对方语言,于是逐渐形成了倒话——词汇主要来自父系,语法主要来自母系。但这一设想的问题是,家庭中的汉族男主人(军人、船夫)能够或有必要掌握复杂的藏语语法吗?而且,交际压力导致产生的皮钦语是相互简化,倒话的语法不仅未磨损藏语的特点,还加入了汉语数量结构、被动句式的特点,似乎更复杂了。

      另一种设想是:当初雅江河口镇驻军营地是藏区中的汉语方言岛,汉族军人及船夫由于其政治、经济上的优越性并无生存上的交际压力,他们可通过当地藏汉双语者(藏族历来有懂汉语的知识分子或商人)与藏族人交流。而嫁入军营的藏族妇女因生存压力学习汉语,逐渐成为双语者,不过,她们的汉语是“不完全学习”的结果——词汇是汉语的,语法则自然带入了藏语的复杂特点。并且,为区别于周边藏区语言,显示其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些军营中的藏族妇女因其特殊身份自觉使用了一种既不是藏语也不是汉语的独特语言,并作为母语一代代传承下来。

      2.2 诶话

      诶话(五色话),是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永乐乡中自称为“诶[]”族群(其民族成分为壮族)的人们所说的一种作为母语的语言。诶话的特点:1)100核心词62%是壮语的,常用词60%是汉语的(侗台语言里汉借词平均比例为27.6%);2)词法、句法以汉语为主色调,修饰成分位于中心成分之后的仅占常用词语的8%;3)韵母、声调与当地汉语土拐话十分接近,而清鼻、边音声母则同于侗水语言;变调韵律特征显示出了汉语、壮语两个同等重要的来源。总之,诶话的语言结构与要素各个层面里,汉语、侗台语言的成分是交错融合浑然一体的,它既不是侗台语言,也不是汉语(曾晓渝、高欢2010)。

      在广西,尽管长期以来汉语和壮语作为优势语言对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影响很大,但各个少数民族语言依然具有独立性,并未发生本质变化。可是,诶话却是一个例外。根据当地传说,诶话族群与明朝的“以蛮制蛮”政策相关,他们的先民很大可能是来自壮族为主的侗台民族与汉人共同组建的当地驻军,因为历史上融水县地处军事要塞之地。对于诶话的形成机制,我们也有两种设想。

      第一种设想:在相对集中封闭的军营里,以壮族人为主的士兵们与当地其他侗台民族的妇女(相当部分来自侗水语支民族)通婚组成家庭,这样,他们日常生活中使用不同母语的交际压力度是相当高的;同时,一般说来军营里的汉人具有优越地位,所以,士兵及家属们还不得不对外以汉语交际,于是开始有了侗台、汉族人之间相互交流的中介语。这中介语逐渐固化,形成了这个特殊社团的母语诶话。

      第二种设想:作为以壮族为主的士兵和以当地仫佬族为主的家属们基本上都是汉语和本族语的双语者,由于他们生活在相对封闭集中的以汉族军官为权威的军营中,日常用语更多地使用汉语,他们的汉语中自然要带入自己的母语成分,而母语中又自然带入了许多汉语成分。值得强调的是,这群军人及家属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们的语言要区别于周边老百姓的“别同”心态,而这种语言态度决定了诶话的形成,并作为母语传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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