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濒危语言调查记录的目标、任务和要求 濒危语言的调查和记录是在保持和促进人类文化多样性、抢救和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 全球现存近6000种语言中，绝大多数是使用人口少的土著民族语言或族群语言。它们大都没有文字，也没有得到系统记录，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记录。许多民族和族群对本族语言和文化濒临消亡感到忧虑，有保持语言和文化的强烈愿望，但是却无能为力。这一事实决定了濒危语言调查记录的社会服务属性，决定了工作的目标和任务。这就是，充分记录和保存濒危的语言和文化，满足语言族群保持语言或将来可能恢复和振兴语言的愿望，适应当代社会开发和利用语言资源的需求。因此，濒危语言调查记录以及相关研究，当务之急就是在濒危语言消亡之前，尽可能地对活态口语、语言事实和语言实践，进行全面的记录和描写，尤其是要广泛地大量采集有声语料，对语料进行充分的标注、翻译和解释，开展永久性立档和保存工作。 濒危语言调查记录有其特定的工作内容和质量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件《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1]有一项指标用来评估语言记录的紧迫度。它从以下方面评估语言记录的数量和质量： 有无语言结构系统的描写，如有，详细还是简略； 有无语言词表或词典工具书，如有，详细还是简略； 有无语言教材或其他资料，如有，品种多样还是单一，内容简单还是详细； 有无文字或书写方案，如果有，民间是否可行、可用； 有无语言声像材料，如果有，数量是否充足，画面和声音质量如何，注释详细还是简略。 由上可知，濒危语言的调查记录，在语料种类、数量、质量，语料标注和描写详略程度等方面，都有特定的标准和要求。根据教科文组织文件精神，最佳的濒危语言调查记录实践，应考虑以下用途： 对语言结构系统进行详细而清晰的描写，编写民众能用的语法书； 有大量丰富的词汇材料，编纂民众可用的词典或其他工具书； 有大量的语言学习材料，编写不同层次的课本和教辅资料； 有采用民众容易掌握的文字或书写方案记录的语料，用来训练语言读写能力； 有足够的、优质的配有详细标注的语言音像材料，用来训练语言听说能力。 可见，濒危语言调查记录，与传统的语言调查记录相比，它的性质、目标和任务都有所不同；因此不能依循以传统的研究思路和工作路线来进行。 我国民族语言学界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注意语言濒危问题，并及时开始了濒危语言调查研究。经过10多年努力，摸清了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地域分布和使用情况，对每种濒危语言做了较为系统的语言学描写，书面记录了濒危语言的基本词汇、句子和若干话语，录制了一些有声语料；为每种濒危语言出版了一部描写著作，有些记录材料还制成了初级数据库。近几年来，政府各种科学基金逐步加大了对少数民族濒危语言调查研究的资助。这些调查研究工作和成果，对于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遗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国内少数民族濒危语言调查记录，总体上仍然沿着惯常的工作路线，使用惯常的方法和手段进行，调查和记录成果也主要是学术著述。重视记录调查表的发音，忽视采录自然生活话语；重视调查语言结构现象，轻视挖掘语意和文化内涵；重视采用耳听手记之法，轻视运用多媒体摄录技术；重视收集孤立的语言事实，忽略深究人们的语言生活和语言实践；注重语料的语言学描写分析，疏于语料内容的解释标注；重视语料的学术用途，忽视语料的社会共享和利用。这种状况仍然普遍存在，有的甚至成为濒危语言调查研究的思维定势和工作习惯。这种状况，有必要进行检省。 二、当前濒危语言调查和记录面临的问题 从当前我国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濒危的形势来看，现行的调查记录面临以下问题： （一）调查记录的工作路线，无法适应濒危语言保存或保护的需要 目前，濒危语言调查和记录主要由语言专业人员个人或师生组成小团队实施。调查员根据个人研究需要，拟订调查表，物色发音人和说话人，由发音人或说话人按照表单发音或说话，同时由懂双语者现场翻译解释。调查员用音标记音，做即时笔记或录音。调查工作一般持续半月或1个月。随后整理记录材料（主要是校对记音和电脑录入），并撰写论文。对整理过程中发现的疑问，留待下次实地核实。然而，一旦著述撰写完毕，调查工作也可能随之结束。显然，这种以个人学术功利为导向的工作路线，对于提高语言族群保存和保护语言文化的意识，难以起到应有的宣传和促进作用。记录的材料只供个人写论文用，尤其是录音语料，很少花大力气剪辑、整理、解释和标注，仅仅个人听听而已，他人无法获取和利用，甚至濒危语言族群或发音合作人也无法使用，珍贵原始语料常常成了废料。况且，这种调查记录工作路线，收集的语料很有限，既无法做到永久保存，也无法用于其他用途。濒危语言消亡以后，也不可能为语言族群提供所需要的学习资料，保存和保护濒危语言成为空谈。 （二）调查记录的进度，难以跟上濒危语言消亡的进程 全世界大约2周就有1种语言灭绝，按这个速度，人类近6000种语言有半数以上将在本世纪消亡①，而实际消亡速度可能比预测要快[2]。语言调查者都清楚，传统的调查记录，花半月或一个月时间，收集的语料不过两三千条词、二三百条句子和几则短故事；能够做到一次调查记录就正确无误地记录语料，以后不用返回原地核对，基本上凤毛麟角；而要广泛调查记录濒危语言可能使用的各种场合的语料，并进行详细的标注、翻译和解释，使这些语料让非语言专业人员或普通读者都听得懂、看得明，仅凭语言专业人员单枪匹马或小圈子工作，则可能花更长的时间。何况多数语言专业人员不能长期驻扎濒危语言社区，将全部精力投入调查记录工作。这样一来，可能的结果就是：要么半途而废，要么慢慢抽空来做，或许拖上三五年也无法完成，调查记录成了“烂尾楼”。这期间，能够熟练说濒危语言的族群老人可能因故相继去世，濒危语言很可能随之灭绝。由此可见，按传统的语言调查记录速度，依靠语言学者孤军奋战，要对我国20多种极度濒危语言在消亡之前进行全面而充分的调查记录，是根本不可能的。濒危语言调查记录在与时间赛跑，它不是普通的语言调查记录，而是“抢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