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贤遗训 1933年，陈寅恪先生（1890-1969）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① 依我之见，先贤的这一遗训至今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有如北斗星一样，指引我们沿着正确的学术道路前进。 陈寅恪先生坎坷的一生和辉煌的成就是中国学术史上的热点话题，回忆的文章、研究的论著已经以百千计。在此我向语言学界介绍当代著名学者陈平原教授的一段话，因为他讲得有道理，又深刻，而且那文笔时时透发出清新之气，这在语言学园圃里是很少能闻到的。就我的观察，不少中国语言学人，无论老或少，所读的书基本上是在语言学的圈子里所崇信的人物、所引用的书籍无非是中国古代的学者和美国的学者，看来有必要提倡，读点其他学科的文章吧，这不会有害，而是大有益的。陈平原教授（2010）说：“随着时光流逝，前辈们渐行渐远，其足迹本该日渐模糊才是；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有心人的不断追忆与阐释，加上学术史眼光的烛照，那些上下求索、坚定前行的身影与足迹，不但没有泯灭，反而变得日渐清晰。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距离太近，反而难辨清浊与高低；大风扬尘，剩下来的，方才是‘真金子’。今日活跃在舞台中心的，二十年后、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是否还能常被学界记忆，很难说。作为读者，或许眼前浮云太厚，遮蔽了你我的视线；或许观察角度不对，限制了你我的眼光。借用鲁迅的话，‘伟大也要有人懂’。就像今天学界纷纷传诵王国维、陈寅恪，二十年前可不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是最好的裁判，不管多厚的油彩，总会有剥落的时候，那时，什么是‘生命之真’，何者为学术史上的‘关键时刻’，方才一目了然。当然，这里有个前提，那就是，对于那些曾经作出若干贡献的先行者，后人须保有足够的敬意与同情。” 陈平原教授说，陈寅恪是“今天学界纷纷传诵”的人物之一，我看，他这句话得做点修正，因为作为“学界”之一的语言学界可不是这样，“波澜誓不起”。在此我愿打破尴尬的局面，怀着“足够的敬意与同情”，在上面引用了陈寅恪先生的“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的箴言。 这一学术观点是陈寅恪先生本人几十年东西寻觅、上下求索的光辉总结，也是中国两千年学术演变、发展、成熟的经典表述。 时到今日，对陈寅恪先生的评价的文章很多很多，我以为，若论鞭辟入里，无出李慎之先生之右者。当代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1992）说：“尤其是陈先生，更是久仰他是‘全中国学问最大的人’。”“世人都知道陈先生是伟大的史学家，也都知道陈先生是海通百年以来中国唯一遍读中国、印度、西洋三大文化系统的大经大典而能博通综析的人。”“早在1932年，陈先生在对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就已提出，中国的新文化‘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求得‘相反而适相成’，因而使世人知道了他力求汇通中西的愿望。”“说实在的，即使以史学家而论，也只有陈先生是真正继承了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传统的人。然而这样的人已经不仅是史学家而同时是思想家了。” 当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1920-2008）对陈寅恪先生的评价跟李慎之先生若合符契。他认为：“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所撰‘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是中国现代思想神圣的灵魂。”② 我也读过若干种研究陈寅恪的论著，发现历史学家们对陈寅恪的颂赞多带有局限性，即囿于史学的范围内，而李慎之、王元化这两位非历史学家则超越之，在更高的层级，对陈寅恪做了思想史的评价。 职是之故，我认为，陈寅恪先生的“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历史学，而且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亦即具有超出历史学科的更广的意义，其他学科的学人都应该吸收输入，认真理解，好好运用，中国语言学人曷能例外？ 二、关于接受学 陈寅恪先生指出，“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就“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这是一个全面、辩证的表述，堪称颠扑不破的至理之言。后生如我，顶礼膜拜斯言。在这篇文章里，我仅叙述对“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这九个字的感悟。 我认为，当今的语言学人，不应该自我画地为牢，也不应该为他人所拘囿，以至于“不越雷池一步”。一个有追求、有理想的语言学者视野应该开阔，学思应该广大，如此或许“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否则只能做一笼中人，或做他人之仆欧耳。 近年来，我在较为广泛的阅读中接触到“接受学”，有所了解之后，我认为这一“外来之学说”值得引进输入，它已经在中国的许多学科里生根、开花，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是反观我们的语言学界，却冷冷清清，在此我诚恳地呼吁：语言学接受“接受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