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类型学（linguistic typology），又称类型语言学（typological linguistics），是通过比较不同语言相同、相异的特点，从复杂的、无限的语言现象中，归纳出少量的、有限的类型，寻找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即共性），以深化对语言本质、语言特点的认识。 现代语言类型学始于上世纪60年代，是20世纪现代语言学理论发展的热点之一。中国是一个多语种国家，有极为丰富的语言资源，语言类型学理论与方法传入中国后很快就被一些语言学家所接受，用来研究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推动了中国语言的研究。如何运用语言类型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的语言，近期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 汉藏语系语言（以下简称“汉藏语”）的类型学研究存在两类不同的对象：一类是汉藏语内部语言的比较；另一类是汉藏语和其他语系语言的比较。两类对象性质不同，其方法也不同。汉藏语内部语言类型学比较研究的经验和方法主要侧重在少数民族语言之间、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类型学比较。20年来汉藏语系的语言类型学研究的经验主要是：必须区分亲属型语言比较和非亲属型语言比较；亲属语言的类型学比较必须区分语言现象的同源关系和非同源关系；必须重视系统参数；必须谨慎判定语言接触现象。汉藏语系语言多数都有丰富的量词，这需要从类型学的角度进行新的归纳。其他如语音研究中的韵律问题、声调问题、语音和谐问题，语义研究中的多义分合问题，都是未被认识，有待开垦的领域。总之，汉藏语的类型学研究大有可为。本文主要介绍汉藏语内部语言类型学比较研究的经验和方法，主要侧重在少数民族语言之间、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进行类型学比较。由于汉藏语究竟包括哪些语言学界尚未有一致的意见，本文使用的是“一语三族”的分类法，即汉藏语包括汉语、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和壮侗语族。 一、20年来汉藏语类型学研究的基本情况 20年来，汉藏语类型学的研究主要涉及语法、语音两个领域，以语法方面的研究为多。具体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一些： 1.语序类型研究。这是现代语言类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包括指示代词修饰名词的语序、形容词修饰名词的语序、述语和宾语的语序、状语的语序等。如：黄不凡的《藏缅语“指代→名”偏正结构语序》[1]，戴庆厦、傅爱兰《藏缅语的形修名语序》[2]，刘丹青的《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3]，唐正大的《与关系从句有关的三条语序类型原则》[4]，潘国英的《汉语状语语序研究及其类型学意义》[5]等。 2.句法结构的类型学研究。包括被动句、疑问句、差比句、述宾结构、述补结构、连动句等。如：李洁的《汉藏语系语言被动句研究》[6]，戴庆厦、李洁的《从藏缅语族语言反观汉语的被动句》[7]，戴庆厦、傅爱兰的《藏缅语的述宾结构——兼与汉语比较》[8]，戴庆厦、黎意的《藏缅语的述补结构——兼反观汉语的述补结构的特点》[9]，戴庆厦、李洁的《藏缅语的强调式施动句——兼与汉语被动句对比》[10]，戴庆厦、邱月的《OV型藏缅语连动结构的类型学特征》[11]，张敏的《汉语方言反复问句的类型学研究》[12]，刘丹青的《汉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的类型学考察》[13]、《粤语句法的类型学特点》[14]，沈家煊的《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类型学考察》[15]，王双成的《西宁方言的差比句》[16]等。 3.词类的类型学研究。包括量词、结构助词、指示词、语气助词等。如：蒋颖的《汉藏语系语言名量词比较研究》[17]，戴庆厦、蒋颖的《萌芽型量词的类型学特征》[18]，陈玉洁的《汉语指示词的类型学研究》[19]，戴昭铭的《汉语语气助词的类型学价值》[20]，吴福祥的《汉语语法化演变的几个类型学特征》[21]，储泽祥的《汉语处所词的词类地位及其类型学意义》[22]等。 4.语法形式的类型学研究。包括重叠、粘着、屈折等形态手段及语法形式标记的研究等。如：孙宏开的《论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23]，李永燧的《论藏缅语黏着语素与语言类型学》[24]，戴庆厦、孙艳的《景颇语四音格词产生的机制及其类型学特征》[25]，戴庆厦、朱艳华的《景颇语的重叠及其调量功能》[26]，陆丙甫的《从宾语标记的分布看语言类型学的功能分析》[27]，陈前瑞的《汉语体貌研究的类型学视野》[28]，张敏的《从类型学看上古汉语定语标记“之”语法化的来源》[29]等。 5.语音的类型学研究。包括语音的共时特征和历时演变的研究。如：胡坦的《藏语历史音变的几种类型》[30]，彭建国的《吴语、湘语主元音链变类型比较》[31]，焦立为、石锋的《汉语方言声调格局的类型学研究》[32]等。 6.理论性研究。包括汉藏语的共性和类型研究、汉语方言的类型研究等。如：瞿霭堂、劲松的《论汉藏语言的共性和类型》[33]，李如龙的《汉语方言的类型学研究》[34]，曹聪孙的《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的SVO和SOV之争》[35]等。 20年来的汉藏语类型学研究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是从宏观到微观，即根据类型学已有的研究成果来观照具体语言在某一特征上的表现，如黄行的《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词序类型》[36]，是较早运用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的词序类型进行研究的论文，该文选取这两个语系有代表性的语言，分析了O-V型和V-O型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在词序类型分布、词序的蕴含关系、词序的类型分类以及词序的标记性等方面的差异。另一种是从微观到宏观，即根据汉藏语的语言事实，概括出有规律的共性特征，包括蕴含性共性和倾向性共性，如戴庆厦、朱艳华的《藏缅语选择疑问范畴句法结构的演变链》[37]，根据选择疑问范畴在27种藏缅语句法结构形式上的语言事实，归纳出重叠问句
、有标记的正反问句
、有标记的选择问句三种句法结构形式之间的蕴涵性共性：重叠问句有标记的正反问句有标记的选择问句。这一蕴含性共性表明，一种语言如果存在重叠问句，就会存在有标记的正反问句，还会存在有标记的选择问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