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二则史实： 1959年6月20日，毛泽东在阅读了刊登在新华社主办的《内部参考》上一条“关于广东水灾”的材料后，给当时主管全国新闻宣传工作的负责人胡乔木、吴冷西等写下了如下批语：“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1]1978年4月15日，邓小平在阅读了新华社主办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反映福建省三明地区负责人阻挠为遭受“四人帮”迫害的赵大中平反一事后，作出批示：“如反映属实，地市委有关人员是不干净的，为什么省委不抓住这样典型事件，对地市委加以清查和整顿呢！”[2] 暂且不讨论毛泽东、邓小平的批示内容如何。本文拟要探讨和弄清的问题是：《内部参考》和《国内动态清样》究竟是怎样的信息传播载体？它们二者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新华社创办的《内部参考》和《国内动态清样》的目的何在？除新华社外，中国其它新闻单位和党政机关创办过类似这样的信息传播载体没有？如果有的话，这种内部参考信息传播工作及其机制(以下简称“内参机制”)究竟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怎样的功能和作用？中国为何创办独具特色的内参机制？中国为何需要内参机制？如此等等。 由以上二则史实的引用和诸多问题的提出，可以看出本文的最终价值取向在于：作为中国新闻传媒体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内参机制，作为中国新闻传媒体制中最能代表中国新闻宣传高超智慧的内参机制，作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新闻品牌的内参机制，通过揭示它的生产和成长历程，阐述它的地位和能量。本文将掀开它神秘面纱，客观而真实地把其本来面目生动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历史起点。 那末，内部参考(以下简称“内参”)起于何时呢？从目前的材料看，内参始于我党创建的江西中央苏区根据地。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开幕当天宣告成立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即新华社前身。红中社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充当“喉舌”，对外发布我党、我军和苏区的新闻报道；二是充任“耳目”，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和其它电台播发的消息，编成参考材料，以《无线电材料》作为刊名，专供小范围的苏区中央局和红军高级领导决策参考。这大概就是内参最早的雏形吧。 后来《无线电材料》还先后以《无线电日讯》、《每日电讯》等刊名油印内部发表，每期四、五十份不等。红军到达陕北的几年后，此内参又改名为《今日新闻》。1940年3月10日，该刊由油印改为铅印，印刷质量上实现了空前飞跃。1942年12月1日，由新华社和《解放日报》合编的《今日新闻》再次改名为《参考消息》第一号在延安创刊。从此，《参考消息》再无更名，一直沿用至今。此时的《参考消息》已模样大变，每期发行量扩大到400份以上，每期字数大约在4000字左右，成为一份涉及国内国际包括敌我双方各种信息的综合性参考刊物，但仍然属于仅限中共高层领导范围的秘密级读物。[3] 大约也是在这一时期，除了《参考消息》这样主要以搜集国外通讯社发布消息为主的内参外，另外一种主要以反映根据地民意和舆情为主的内参也诞生了。曾为新华社知名记者的冯森龄，年轻时当过陕甘宁边区《边区群众报》记者。冯森龄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曾多次向《解放日报》和中共西北局高层领导反映边区有的县评选劳模弄虚作假和有的地区执行中央政策不力的情况。他写的这些内参，均得到了上级部门的坚定支持和有力响应。[4] 随着人民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解放区范围的不断扩大，我党的各种任务越来越繁多，亦越来越艰巨。因此，我党中央需要掌握的信息需求势必也越来越强烈。1948年6月5日，我党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转各新华分社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新华社应供给多种资料的指示》，这一指示说：“为了帮助中央了解各地情况，各新华总分社和分社除了供给各种准备发表的新闻稿以外，并须担负供给各种参考资料的任务。此种资料，包括各解放区所发的地方性的文件(如条例、命令、指示信、社论等或其摘要)，各解放区的某些不公开发表的重要情况，及其他中央指定调查、收集的资料而为机密电台和陆上交通所不能担负者。”并明确要求：“各总分社和分社应有专人担任此项任务，其名单应报告总社。”[5]从现在来看，这个中共中央指示是我党在解放前发布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关于内参工作的中央文件。在我党新闻传播史上，特别是在我党内部参考信息传播史上，这份中央文件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1949年9月22日，以《内部参考》为刊名的内部读物正式创刊。这就意味着，在我党新闻传媒体制中，内参传播及其机制已经初步创成。 综上所述，我党在解放前建立的内参系列，主要有两个品种，一为《参考消息》，一为《内部参考》；虽然同为耳目作用，但一是以国际新闻为主，一是以反映国内情况为主。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解放以后这两大品种逐渐发展成为了庞大的《参考消息》家族(以下简称“参考”家族)和《内部参考》家族(以下简称“内参”家族)。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由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变为掌握政权、建设国家的执政党。由于角色、地位和使命发生了巨大变化，因而必然地，我党的新闻传播工作及其内参机制也随之相应地发生了深刻变化。 当时主管全国新闻工作的胡乔木对内参工作抓得很紧，曾在短时间内连续三次向新华社提出改进意见。为此，新华社于1953年1月6日向各总分社、分社、记者组发出了《贯彻乔木同志对〈内部参考〉报道意见的通知》，其中强调：能够公开报道的尽量公开报道；对各种工作中缺点、偏差等不应只是消极地揭发，而应积极地追查纠正，我们不仅要向中央提供工作中的不良情况，而且要负责地帮助中央追查并及时提供改进的情况；不能公开报道的要讲明原因，或报请总社定夺。[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