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2)03-0119-05 新闻所承载的舆论涉及多方面价值引导，政治价值、社会价值引导则构成新闻舆论引导的核心内涵。而政治价值范畴(诸如政治理想、政治目标、政治信仰、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动机等)与社会价值范畴(诸如成才观、荣辱观、是非观、善恶观、义利观、婚恋观、苦乐观、消费观、财富观等)交叉的内容可以部分地理解为“公正”价值问题。新闻舆论的政治价值、社会价值引导在贴近生活的层面上体现为对“公正”价值的具体内涵理性把握与完整理解。因为“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①“公正”价值被社会认知、检视、接受、修复与维护，需要更多地依赖于新闻舆论，新闻舆论应该置重于事关公正价值的素材选择与处理，媒体从业者对“公正”系列价值观应有科学、理性的认知与理解。 需要强调的是，媒体注重“公正”价值的舆论引导，与媒体行为追求职业道德的“公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者属“手段”与“形式”范畴，或理解为“新闻传媒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其要义一是及时发布重要政务信息和公共信息及涉及公众利益的其他信息，体现对不同界别和阶层公民知情权和实际利益的同等尊重；二是忠实表达不同界别和阶层公民合理的心声、愿望、意见，为他们直接或间接表达自己的言论提供同样的机会和自由。”②或表述为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社会责任与行动逻辑，如无所偏袒地报道具备社会共享价值的所有新闻以及事实真相的尽可能状态，特别是那些处在被遮蔽状态的新闻事实。③亦即“对于寻求公正的媒体来说，衡量的标准是看它是否能够忠诚地对待那些最被疏远的人们。”④“道德问题关系到有抵触的声音能否被公平地表达出来的程度，报道需要能够明确反映那些受委屈的人们所持的观点，最小程度的公正也要求新闻报道反映事件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⑤媒体实现了“形式”或“手段”的公正，并非意味着舆论内容必然体现了“公正”价值观。某些情况下，不恰当的形式范畴的“公正”追求与公正价值舆论的引导目标可能构成抵牾。 一、“适度的爱”、“最低限度的爱”公正价值舆论引导 以社会施爱为核心的善爱行为是新闻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从价值理性出发，媒体对诸多施爱之举的关注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不可避免涉及公正价值观的正确引导问题，但由于这类素材浅层面上所附着的道德善的符号，媒体往往忽略了更深层次的价值审视问题。 社会“公正”价值观对“爱”的衡量应该这样理解：“公正”价值包含了爱，但没有节制的“爱”不属于公正价值范畴。“善”并非没有任何条件地成为最高价值。正如美国当代伦理学家约瑟夫·弗莱彻所言：“爱同公正是一回事，因为公正就是被分配了的爱。”“公正是最适度的爱，又是最低限度的爱。”⑥被公正价值观接纳的“爱”不是纯粹情感的驱使，必须有某种优先或抑制，以求得更有社会共享价值的结果。如果媒体舆论全然忽略这种价值权衡，将所有境遇中“爱”之举措不加辨别地加以推崇，会对理性的公正价值观产生误导。对于某些有“善”性成分的施爱行为，媒体舆论应该辨别价值引导的正误。关注救助贫困大学生一度是媒体舆论热点，这样的舆论倡导就隐含了公正价值问题。如《中国青年报》曾就贫困大学生宁可等社会资助而不愿放下“面子”接纳学校勤工俭学岗的普遍现象，发出另一种声音：“扶得起躯体，扶不起灵魂”的救助还有意义吗？正是这种节制有度“爱”的舆论才真正实践了媒体社会责任。一度遭社会舆论批评的某些媒体对杨丽娟追星行为的舆论“援助”，则从另一个角度为“公正即适度的爱”公正价值引导问题的必要性作出注解。媒体帮助杨丽娟“圆梦”的行为是否有社会共享价值？这种“关心和帮助弱势群体的爱心”真的符合“适度的爱”？社会之爱有限资源更应该投向哪里，才是人们欣然接受的“公正”之爱？ 新闻舆论对作为“最低限度的爱”之公正价值如何把握，更是媒体经常面临的价值引导问题。佛山“小悦悦事件”中，道德冷漠已突破社会心理承受的底线，诸多媒体围绕该事件组织舆论，呼吁道德责任如何落实，聚焦“见死不救”当否入罪议题。无论“见死不救”最终是否能够立法，其中涉及“公正”价值讨论——维系社会的“最低限度的爱”在道德责任与法律责任之间如何衔接，以何种程度的强制为限，符合“应当意味着能够”的立法指导原则，⑦体现了新闻媒体引导舆论的理性与自觉意识。但这是一个价值观甄别非常显性的话题，无论主张还是反对道德责任法律化，舆论引导的价值判断标准都易于把握。 二、“获益条件与机会均等”公正价值舆论引导 关注经济与社会财富总量的增进，固然是新闻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但这类舆论的媒体呈现不仅是“我注六经”的政治宣导问题，更存在着不可忽略的价值观理性引导，因为经济发展成果与社会财富的实际分享状况最直接地表明了“公正”价值法则是否作为政治制度、社会制度而存在。 美国当代政治伦理学者威廉·K.弗兰克纳主张，仅仅促进福利总量是不够的，财富的分配必须体现平等对待精神，它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平等待人的“均等机会”。平等待人并不意味着使人们的生活一样好，但必须保障个人固有的同等机会，除非根据慈善的理由，或为了促进更大平等的理由，不平等的机会才有合理性。至于是否以美德、贡献、成就等作为财富分配的标准，关键在于必须首先保证人们拥有取得它们的均等机会与条件。⑧弗兰克纳的公正价值观主张社会财富虽然不可能绝对均分，但必须使得每个人在获益机会与条件的起点上平等。随着公共资源、稀缺资源实际占有的不均衡状况日渐突出，公正价值追求成为全社会聚焦的话题。 新闻媒体就某个具体事件或现象可以设置价值倡导议题，组织、发酵舆论，在问题的广度与深度方面引导政府与社会进行定向思考。如近一两年来媒体就重点高校招生中农村生源锐减的突出现象，围绕有失偏颇的高考加分政策，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失衡、受优质教育机会差距拉大等话题作多侧面的分析与对策倡导，体现了相当自觉的价值引导意识。从微观层面具体问题出发，新闻批评监督舆论对公正价值的判断与把握比较得心应手，但这类舆论依赖于个别典型性事件，舆论诉求断断续续，不能形成气势恢弘的乐章，难以构成氛围浓厚的舆论场。而媒体对这方面宏观性话题处理缺乏正确审视的能力或胆识，“问题”意识被机械式正面宣导冲淡，某些政策现象或行为虽然具有浅层面的舆论宣传价值，但获益条件或机会不均等作为隐性问题制约着政策效能的发挥。比如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成本补偿问题，行业规模经济与财富垄断问题，国企深化改革的经济效益倡导问题等，媒体应景性报道因为忽略了对潜在的“公正”价值缺失的考量，“一时乱拍手”的浮光掠影式宣传难以产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建设性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