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尤和盖洛普涉华舆论调查：比较、分析与思考 康皎，马凌（复旦大学）/《对外传播》，2012.1.36~37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和世界权力关系的变化，许多全球性舆论调查机构对中国进行了多角度的调查。其中，佩尤研究中心和盖洛普机构表现突出，但是，二者有关中国的调查在关注点和结论方面既有共识也有分歧。在美国复杂的政治光谱中，盖洛普居于中间偏右，而佩尤处于中间偏左。佩尤高唱NGO 之名，而盖洛普坚持自己的商业之路。 两机构在2011 年都对美国舆论中的中国形象做了调查。其中在调查“不喜欢”中国的美国民众时，两者的结论分歧较大，盖洛普调查有50% 的美国民众对中国持负面态度，而佩尤只有36%。同时，两者调查美国民众从2005 到2011 年对中国喜爱度的变化时，佩尤的结论是中国形象在美国民众心中是逐年上升的，而盖洛普的结论则是基本未变。另外，两者在公布2010 年有关中国民众幸福感的调查报告时，结果也相互矛盾。两家机构的受访者均是根据坎特里尔量表给自己的生活打分。佩尤调查中31% 的中国人给目前生活打了高分，有74% 的人说他们预计未来会过上非常满意的生活。而在盖洛普仅有12% 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美满，这一数字低于伊拉克，与动乱中的阿富汗和也门相当，且有71% 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艰难”。 探究盖洛普与佩尤调查结果的差异，首先必须承认国际舆论的调查方法尚不完善，例如，实施问卷调查和面对面访谈时，问题的表达方式和交流方式皆隐含着文化差异，问卷设计者自身和被调查者之间也有文化差异，包括选择哪些问题提问，都不会完全没有成见和偏见，也都会影响调查的结果。另外，调查机构的“中立性”应该值得肯定。被一些人视为“反华”的盖洛普不会刻意修饰对中国利好的数字，被一些人视为“亲华”的佩尤也有起伏，这是因为它们皆以科学和客观为追求。在我国，对待国际舆论调查的数据，“阴谋论”一度盛行，认为调查机构后面有复杂的政治势力介入，对国外的调查基本持不信任态度。总体而言，涉华调查中的中国形象虽然不是客观正面的，却也并未完全受制于偏见和成见。我们应当以更为开放和包容的心态看待国际舆论调查。 美国“新亚洲地缘”战略下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策略研究 刘琛（北京外国语大学）/《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12.61~65 近两年，美国高调重返亚洲表明奥巴马政府已经将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视为重点，意图加强自己在亚洲的存在感和影响力。以此为背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在诠释和说明中国形象时，呈现出新的特征。 首先，在评价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时，美国媒体经常会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是奉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中国人所体现的价值观是为了财富积累可以牺牲家庭、爱好甚至健康。以2010 年涉及中国的美国电视竞选广告为例:中国被展示为经济低迷时期不祥的国外势力，“一切向钱看”的中国人心里只想着赚钱，哪怕是廉价出卖劳动力也在所不惜。这种作风被中国文化视为“艰苦奋斗”，是中国政府大力提倡的。另一方面，广告会暗示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是“以成败论英雄”的，而“财势”是一个首要的衡量指标。由于回避了对中国文化历史演进的必要说明，西方人难以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会接受并赞同这种信仰，从而对中国经济的崛起而产生不安，甚至敌视心理。 同时，能源问题政治化成为解读中国文化形象的新热点。中国能源问题在ABC 和CNN 有关中国的报道量和频数中居第一位，甚至超越了传统受重视的中国经济、政治和中美关系。毫无疑问，当全世界都越来越关注环境问题的背景下，中国被带上“能源第一消费国”的帽子显然是在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共同承担”责任。 中国现代媒介批评视阈中的新闻检查制度批评 胡正强（南京理工大学）/《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4.28~34 民国以后，各届军阀政府对新闻自由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办法，在新闻事业管理上，表面法治，实际人治，使新闻界步履维艰。1927 年后，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在新闻事业管理方面，除运用行政手段外，为表示走一条民主共和的道路，还加强了法制建设，制定和颁布了数量庞杂的法律、条例、规则、办法等，其新闻统制更为严密。尤其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以非常时期为借口，加大了新闻检查的力度。1937年，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修正通过了《新闻检查标准》，肆意扩大检查范围，其中很多内容都与战事无关。1939 年，国民党军委会制定了《战时新闻检查办法》，处罚愈发专横残酷。在抗战初始阶段曾经一度和缓的新闻界与政府控制之间的矛盾，因新闻检查的变本加厉而再度紧张。 对此，新闻界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新闻统制进行了坚韧顽强的斗争，其中范长江较早地触及到新闻检查标准和方法的问题，他坚决主张，政府新闻政策的精神应当是积极的方向性领导，而非消极的封堵性查扣。检查标准方面，在拥护三民主义、拥护政府、服从最高统帅、坚持抗战、巩固团结、严守军事外交机密之条件下，新闻记者应有说话的自由。而且为了达成上述目的，那些实际上腐蚀三民主义、敷衍政令、蒙蔽统帅、不力抗战、破坏团结的现象，应当允许新闻记者说话。在检查方法方面，范长江认为当时使用的新闻字句检查法最不妥当、最不合理。往往检查结果，与根本国策的积极要求相去甚远，甚或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