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广播电视的钱、人与问责:多重模式,兼论中国传媒改革(上)

作 者:

作者简介:
冯建三,台湾政治大学 新闻系,中国台湾 冯建三(1959-)男,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

原文出处:
新闻大学

内容提要:

本文考察欧洲、北美、亚洲及澳洲的公共广播电视,指其在各国诞生的条件与性质,虽很重要,惟后天三大面向的演变,更称关键。一是财政收入的来源及多寡,二是经营团队的产生方式,以及员工数量。第三,公共广电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核心,既已通过政策规划而取得营运资源,则必须通过特定机制(指市场表现良窳、受众参与及信息公开程度),以求对公民与社会负责。最后,依据这些析辨,作者主张,在公有产权的基础下,承袭但又创新的财政与内容流通模式,可以是改革中国传媒的优先选项。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12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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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229 [文献标识码]A

      前言

      “中国模式”不会只有一种论述,不会只有一种实践。同理,公共广播电视(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PSB)的模式也有许多种,各自烙印其历史条件的胎记,面对当代资本压力,各国PSB的奋进成果,亦见差别。

      有些在商业影音环境中,被迫增加私人的赞助,如美国。与此相反,另有逆流而上,将原本是PSB部分财源的广告,从其收入剔除,为此而短缺之数,另从财政拨款与商业税捐挹注,如法国与西班牙。有些蓄势待发,先由民间社团酝酿鼓动,要求其政府创新组织与开征多样财源,巩固、支持与扩大PSB的能见度与影响力,平衡商业势力,方向之一是结合高教……等等非营利资源与机构,如美国。另外,同样或说可能更值得注意的是,已经有公广机构,如英国的BBC,力能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却又因为其市场竞争力强大,因“成功”而遭忌,政治力在意识形态作祟,以及资本游说的压力与召唤下,出面阻挠PSB扩充。

      “不是BBC就不可能是公共电视吗?”,答案是明显的。何况,BBC本身也历经变化,并不静止,BBC以外,PSB模式林立、五花八门,本文的任务就在厘清与阐述,先说同,后述异,目的在于从中演绎理论的凭借、实践的取径,作为改革中国传媒的参考。

      中国各层级的广播与电视机构,与世界各国地区的PSB,至少有两个共同点。

      首先,财产权都不是私人所有,80年代、90年代以来的私有化浪潮,没有席卷公广领域,法国第一台之外,①各国地区公广机构不但维持公有地位,其频道数量亦在扩张,包括中国香港特首在2009年9月宣布,香港电台未来数年内即将升级,收音机之外,另要自拥数个电视频道,不再如同现制,只是责成私人商业台播放其节目。②其次,不断改革,随技术条件的变化,公广机构产制与采购的内容,不仅只是利用地表特高频无线电波传输,而是业已利用卫星与超高频电波,并进入了有线、电信系统与互联网,这就使得传统的PSB不得不与时俱进,成为公共服务“传媒”(public service media,PSM),融合影音图文于一炉,③虽然各国PSB进入这个新阶段的速度与表现,必有差异。

      有共相,就有殊相。除了产权公有不变与服务范围的不断革新,各国PSB的内涵颇见差异。PSB在各国诞生的条件与性质,是很重要,惟后天演变,更称关键。下文择要简述PSB出现的历史背景后,随即进入主体,分梳PSB的三个面向。一是财政收入的来源。二是人员构成,包括两类人,一是经营团队,再就是基层员工。PSB员工的多寡与组织形式,经常又是PSB财政大小的直接反映。三是PSB通过哪些机制(市场表现、受众参与及信息公开),以示对其真正主人,也就是本国公民与社会负责;反过来说,社会如何向PSB“问责”,如何要求PSB对公民负责。最后,依据对各国PSB的共相与殊相的析辨,本文主张,在公有产权的基础下,承袭但又创新的财政与内容流通模式,可以是改革中国传媒的优先选项。

      诞生背景

      反对公共广电的众多论述当中,相当常见的理由之一,就在反复强调,该制度成为当年的世界主流,是因频道稀有,如今技术发达,频道过多而不再稀少,既然如此,公共体制就当退位。④事实上,这个说法并没有正视史实,若能正本清源,予以还原,就会发现,无论是欧洲或美国,电波资源稀有都不是最重要,更称不上是政府高度管制这个新兴传媒的唯一理由。更不用说,不但早年已有经济分析,指陈广电的公共性与外部性,都是PSB问世的重要原因,迄今,更有精湛的专业解剖,指出在多频道的年代,公共服务广电制度不但并非明日黄花,反倒更见需要。⑤

      英国广电协会(BBC)最早是私有,1922年由电器商联合组成,1927年元旦改为公营,主要原因有三。先是民族与统治阶级的“文化”考虑,担心商业低俗,品味扰人。⑥其次是市场经济竞争的残酷性,导致第一次欧战,“社会”力量遂有反省,进而反制。⑦最后是“经济”因素,消费电子器材厂商无力供应制播节目的资源,公权力直接向纳税人抽取收视费,对硬件厂商无害,反倒有利于快速筹措生产广播内容的经费。⑧

      美国的体制虽然不同,但仍保留二成电波作为非商业用途,商用波段不是如同土地按价出售,而是依据“公共信托”模式分配,申请人必须满足“公共利益、便利或需要”的条件。同样,电波稀有与否并非重点,1920年代国会就此辩论时,议员清楚指认,电波是公共对象,电波承载的内容足以产生庞大的政治、文化……作用,⑨亦即广播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不容任何人完全占有其利。

      只是,信托与公益,只能在小范围约束私有的商业电子传媒。美国公共电视的诞生,还要等到1960年代。当时,民权运动风起云涌,权利意识延伸进入传媒,除了抨击利润归私的传媒,美国人成群结社,纷纷要求政府创设公视。1967年末,总统约翰逊(Linden Johnson)很快收割社运的果实,跳上推动公视的列车,要求国会快速通过法案。就在美国民众尚且沉醉于公视降临时,约翰逊迅速提名陆军名人、曾任“通用动力”(General Dynamics)公司总裁的培士(Frank Pace)作为公视首任执行长。培士表示,他将研究如何利用公共电视,作为控制暴动之用。现在,一度热情拥抱公共电视的支持者,不免纳闷“这下子公视岂不要被约翰逊拥抱至死?”。⑩

      创建公共电子传媒的动力,出于政治,不是电波多寡的技术原因,同样显现在亚洲,只是更戏剧化。1979年韩国总统遇刺身亡、次年光州事件,随即有大众传媒重新组合的政策,一举将所有私人广电国有化,(11)残酷的历史际遇竟然意外地成为日后韩流的先河。2006年,反对泰国首相他信(Thaksin Shinawatra)政府的示威活动长期盘踞曼谷大街,军方介入后,他信外逃,军方成立临时政府,没收他信拥有的电视公司。几经折冲,军政府顺应社会业已倡议一段时间的要求,亦即将该商营频道转变为公共电视。虽然不乏国会议员质疑,传播学者、社会行动人士及媒改社团的意见亦告分歧,有人认为军政府不可信赖而反对,但也有人主张顺水推舟并无不可。正反勿论,2008年元月,亚洲最新的公共电视台诞生于激烈的社会与政治冲突声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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