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社会舆论的形成与传播特征

      转型期中国的舆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社会环境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教育事业的全面进步，公众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明显增强，参政议政的热情普遍提高。在技术环境方面，新的传播技术延伸了传统媒体的话语平台，同时给公众创造了更多表达意见的机会，客观上放大了公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权。公众的社会情绪、社会态度的直接表达，使社会舆论变得越来越多元和复杂。转型期的社会环境的变化，使社会舆论的形成和传播出现了新的特征。社会舆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和力量，影响着公共事件的发展和政治决策的形成，改变着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推动着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

      一、社会信息刺激公众心理的触点离散化

      社会舆论是社会心理的再现和外化。社会心理要从消极的内部情绪转变为积极的公开意见，必须要有一种触发机制。当社会变动、社会事件提供的外界信息足够强大时，就会和公众原有的价值观念、历史记忆、物质利益、心理因素发生碰撞，激起公众的种种议论或产生多种情绪。在传统媒体环境下，社会变动的原始信息主要通过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传统媒体(主要指报纸、广播和电视)扩散，三种传播渠道汇集的原始信息相互作用就会形成初级舆论场(见图1)。初级舆论场主要是事件亲历者、媒体记者和组织领袖的意见的初步整合，它是客观信息和初步意见的混合物。社会舆论要想最终形成，必须要让更广大的公众接受初级舆论场的信息刺激，加入到发表意见、观点辩论或社会行动中来。我们把初级舆论场的信息对公众心理的作用点称为舆论触点。传统媒体环境下，人际传播具有地方性和模糊性，媒体传播具有可控性，组织传播具有封闭性，因此初级舆论场难以越过地理边界和政治边界，舆论触点具有明显的地方化、可控性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舆论的强度和影响力是有限的，社会舆论对公共政治的作用和压力大多在可控的范围内。

      

      1.在新媒体作用下舆论触点不断离散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崛起，改变了初级舆论场的形成模式。在新媒体环境下，事件原始信息不仅通过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传统媒体进行传播，而且还通过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扩散(见图2)。这种载体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几何叠加，而是更深层次的质的变化。因为新媒体不仅给舆论增加了新的传播渠道，而且让传统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媒体传播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在传统媒体环境下，一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本地的人际传播、媒体传播和组织传播的路径是清晰的，舆论触点是固定的、可控的。虽然人际传播会让一些信息或意见流散到外地，但人际传播的信息容量小、失真度大，一般也不会产生太大的舆论波动。外地媒体即使对事件进行报道，大多在本地政府的监控范围内，除非外地媒体有更高权力的支持，否则很难形成一个大范围的舆论场。然而，在现代社会环境下，人际传播的地域性被突破(如手机、电话交流等)，传统媒体的可控性被局部消解(如异地采访、网络采访等)，组织传播也面临开放的压力(如信息公开制度等)。尤其是网络媒体，它将整个世界都互联在一起，信息传播的路径更加不可预测。四种传播渠道在新媒体平台上融为一体，信息传播由教堂化模式向碎片化模式转变，信息传播的路径变得相当隐蔽和模糊，事件信息和意见经常越过行政边界，舆论触点越来越呈现出离散化态势(图3)。过去人们往往把一国的领土范围看成是最大的舆论场，然而，由于舆论触点的离散化，现代舆论超越了地区和国家的边界，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形成共振。如纸包子事件、奥运圣火传递、拉萨“3·14事件”等，都曾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舆论浪潮。

      

      2.初级舆论场的出现经常有异地化倾向

      在初级舆论场的形成过程中，组织传播和传统媒体是信息的权威来源。我国的组织传播基本上是政府主导的，组织传播的信息带有强烈的组织意图。传统媒体都是事业单位，各地党委和政府是媒体的法定所有者。在现有的政治体制和传播体制下，各地党委和政府总是要求本地媒体“帮忙不添乱”，媒体只能报道辖区内的建设成就和好人好事。突发事件、批评报道、敏感话题等属于负面新闻，它们会影响到本地的政府形象和官员政绩，因此都在各地宣传部门的把关和控制之列。现在一些地方一旦出现突发事件，宣传部门不仅统一组织传播的口径，禁止本地媒体搞“自选动作”，而且会动用行政、经济、司法的手段，对人际传播的信息进行封堵。按照舆论形成的正常规律，本地社会变动最容易在本地形成初级舆论场。然而，目前在行政力量的强行干预，一些重大事件往往在本地不能被更广泛的群体所知，也难以形成初级舆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