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政府传播＝政府行为＋解释政府行为”这一框架，政府传播也可从其表现形态来理解，该表现形态亦即政府行为和解释政府行为。“政府行为”本身也看做是政府传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传播有别于我们日常理解的借助大众媒体的对外传播。所以，这里仅将其作为一个动态性概念，透过其表现形态，阐述其本质内涵。其本质就是：传播主体与收受主体之间的信息(也包括行为信息)互动和精神交往，即政府依赖各种媒介(“媒介”也包括政府行为)对外传播政府信息、解释政府行为，以争取预期效果，公众通过获取“政府信息”，分享政府施惠，实现精神满足，从而，促进政府的国内公众关系和外交关系之和谐度的升值，以及公共行政目标和外交利益的顺利实现。就内外有别而言，“行为”主体是惟一的，而“解释行为”的主体是多元的——即自己解释和他人解释。其中他人解释，又包括不同国家的政要(或政府)、社会精英(或权威机构)、大众传媒的解释等。①而政府传播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通过“政府行为”和“解释政府行为”两个层面，制造国内外对政府的广泛认同。 一、政府传播中的“认同”概念 从词源上讲，“认同”(identity)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idem，即相同。在哲学和逻辑学中，identity被译成“同一性”，它既表示两者之间的相同或同一，也表示同一事物在时空跨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认同”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身份认同，一是观念认同。认同最初起源于物质主义的因素，如血缘、种族等，但在后来漫长的演变历程中，逐渐受到有意识的政治操作的影响，越来越具有强烈的观念主义性质。就性质而言，发生于互动主体间的认同可分为事实与价值两个层面。互动主体间在内视域上的差异是造成相互间以及对共同世界之共识与认同存在差异的主体性的前提。认知心理学指出，认知主体选择、把握、整合信息的速度、角度是存在个体性差异的，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取消不同主体之间以及对“共同经验”的相互理解与认同，形成关于一般事实与价值事实更基本的判断。相对来说，价值事实的认同又较之一般事实更为困难。②认同本身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和他者的界限会逐渐变得模糊，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认同事实上是一关系概念，它体现的是行为体自我以及他者(不同层次的他者)之间互动中的各种关系。③众多学者分别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分析了认同的产生和表征，如弗罗德(Freud)、埃里克森(Erikson)、泰勒(Taylor)等。无论从何种视角都围绕着“差异”存在——即通过“我”和“我们”的差异寻求自我认同，以及通过“我们”和“他们”的差异寻求社会认同。对于政府传播中的“认同”而言，则指区分“我们”和“他们”的社会认同。根据其实践范围，同样可将这一“认同”分为国内民众对政府的认同，以及国际集体认同两个层面。 具体而言，政府传播目标中构建的“认同”既指领土内国民对本政府的信任、将自身价值观念与政府理念(ideology)等同、对政府决策表示“同意”(consent)，也指在国际社会中一国政府以独立行为体的身份争取集体认同。而无论是国内民众认同，抑或国际范围内的集体认同，其主要特点就在于“区分”，即行为体(个人或作为国际社会主体的国家政府)自觉或不自觉地区分“自我”与“他者”。对国家政府而言，为了能够在其目标群体中制造认同，无论从其行为还是解释行为的过程中，政府都在不断地从各方面强调目标群体与自身的一致与彼此之间的信任，以及“他者”作为对方与“自我”的差异。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建构主义学派的基本共识，恰恰在于观念性的规范结构是建构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④。而认同作为建构出来的、行为主体之间因共有知识或话语结构而产生的一致性观念的综合，也被建构主义学派视为不可忽略的国际博弈场上的权重。集体认同是认同的高级形式，“国际集体认同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概念，既可以表示行为体对相互间朋友身份的积极认同，也可以指对敌对关系的消极认同。基于集体认同建造的国家间关系既可以是冲突性的，也可以是合作性的”，⑤有研究表明，美国政府在“9·11”后，其对外政策与美国本土媒体一起，构建出界限分明的“我们”(us)与“他们”(them)，使得这一标尺成为全体美国人乃至世界看待反恐战争的价值标准。由此美国政府“反恐”这一行为无论在国内抑或国际社会都得到广泛同意，并获得价值观上的认同，但与之相应的是，这一行动带来的其他关键性问题反而被忽略⑥。与之类似的制造认同与归属感的案例，还有如欧盟2004年大选时法国各政党的表现，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其网站上的宣传与呼吁中往往将法国的国家利益和认同与欧洲整体相连，既对内争取民众对欧盟的认同感，也向欧盟其他国家显示其对欧盟的强烈归属感和责任感⑦。 二、政府行为与制造认同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迈克尔·布若威(Michael Burawoy)在其著作《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中，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进行剖析，书中认为工人自发的同意与资本主义微妙的强制二者的结合塑造了生产行为，而这样自发的“同意”恰恰依靠内部劳动市场与内部国家的运作两大机制。布若威阐述的“同意”产生机制之视角与福柯“微观权力物理学”(micro－power physics)有异曲同工之妙。福柯所认为权力的产生和运作是处在一个社会整体关系之中，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而是自主运作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旧有观念中所认知的被动的“权力施受对象”实则是在其已被规训的日常生活体验中，主动地参与在被权力定义其角色、并不断生产和复制这一权力关系的进程内⑧。而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主要的权力形式，其表征和表征的复制过程也是在这样的规训社会中进行。从此意义上引申，对政府的集体认同的产生和复制、扩散过程，也应是一个综合进程。正是在民众与政府关系的结构和二者互动状态下，本是由上向下传递的意识形态符号——认同——实则应在民众日常体验中体现并渗透，从而使民众不由自主将自身纳入到“认同”体系之中。也正是基于福柯等学者对政治体制、社会机构与认同产生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论述，才可窥见作为民众对政府认知最直接的渠道——政府行为与制造认同之间的密切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