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底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会想到，2011年在国际政治和国际传播的双重视野中，将是一个波诡云谲的年份。然而事实就是如此。从2011年1月份开始，全世界开始经历了21世纪之后最为动荡和变化的一年。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可以回顾。在2011年底的时候，我们重新审视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对于我国的国际传播事业来说，能够得出许多重要的总结和启示。 危机成为国际传播主题 2011年的整体国际传播环境，基本上可以用“危机”两个字来概括。全世界在这一年里经历了四种重要的危机类型。源自西亚北非的社会动荡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危机，2011年3月份发生在东日本的大地震和海啸，是一种典型的自然危机，在2011年中开始全面升级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危机。而发生在希腊、英国的各种罢工和社会抗议，以及之后成为席卷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危机。 在21世纪的头十余年中，同样可以称之为“危机年份”的只有2001年那一年。而那一年主要的国际传播危机只有一个，那就是以“9·11”事件推动的全球恐怖主义危机。基本上主要国际媒体在当年的9月份之后，都把报道重点转向了反恐战争。但是2011年的情况不同。多种危机在不同时间的多层次爆发，产生了国际舆论格局的危机导向和不确定语境，当然也导致了话语权的激烈争夺和微妙变化。 21世纪初的这种国际危机传播导向，带有非常明显的全球化特征。它源自一个或者几个权力中心或热点地区，危机传播的舆论扩散面大，影响效果深远，客观上的议题设置能力强。在2011年的这一段时间中，每一个国家都在危机中被全球舆论重新“定义”，比如利比亚危机时，媒体广泛讨论中国与卡扎菲当局关系；日本地震时，美国媒体十分关注美国西海岸可能受到影响的讨论。核事故中的扩散报道，基本上都是和本国的环境和本国的核政策直接相连。 这一年中，舆论的不确定性会带来国际报道焦点的“多样化”，以及国际报道主要观点的“散射化”。在2011年中，舆论焦点在一年的时间中多次发生大范围大规模的变化，从西亚北非到日本、再到西亚北非、再到华尔街、再到欧债危机，基本上属于报道焦点之间没有直接逻辑联系的危机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多样性的议题主导2011年的国际舆论。 其次，国际舆论的主流价值体系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在这一年中，国际舆论中关于21世纪国际价值体系的讨论在日渐增加。由于美国经济状况未能好转、欧债危机在持续发酵，关于未来世界不确定性的讨论在形成和发展中。英国《金融时报》甚至在年中的一篇社论中，以“愤怒之年”来指代2011年上半年全球格局中发生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舆论中的“焦虑感”和“不确定”论调在快速上升。国际舆论在2011年不但大范围唱空欧洲，还唱空金砖国家，也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和经济状况充满忧虑。2011年的整体国际舆论负面报道相对比较多，评论和分析文章的重点纷纷转向改革国际政治经济结构。 当然，国际舆论中的媒体治理结构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通常意义上说，这些年来新媒体对国际舆论的冲击很大，事实上2011年也是如此。但是这一年中，新媒体的整合程度在日渐增强，碎片化的新媒体报道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新媒体手段获取信息、传统媒体整合信息的“新报道”模式在逐渐形成。2011年，美国《赫芬顿邮报》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新兴媒体，正是借助了这种方式。这说明，单一的媒介形态成为明星的时代在逐渐过去。 中国既面对挑战也面对机遇 2011年，世界正在走进危机导向下的国际传播秩序调整期。这种话语权的调整，特点之一是从传统的话语权强势地区独享话语权，到世界各国分享话语权；是话语权的“一超”，向话语权的“一超多新”转变。特点之二，是“殖民式的政治议题”，在向“发展式的公共议题”转变。特点之三，是对外传播手段的创新，除了已有的媒体手段之外，在线式的对外传播、公共外交中公民手段的使用、借助自然灾害和国际危机强化自身责任形象等多种方法，都给2011年的国际传播带来了许多新的案例和思考。但是“危机导向”仍然是这一年中的基本特点。而2011年的危机起伏，也意味着传统上国际传播的sterotype(刻板印象)理论在不同国家案例上发生一些小范围的变动。刻板印象的形成，其根本上的动因之一是软实力的固定化。如果在短时间之内世界的软实力发生比较大的结构变化，当然也会对刻板印象理论造成影响。在危机中，大量报道短期内快速出现，冲击既有的公众认知，也冲击各国自身的舆论储备，危机过后国家形象中的有些部分有所强化，有些部分发生微调。 这个时候，世界各国从20世纪的地缘政治博弈，再到21世纪头十年的政治经济优势竞争，转向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话语权和竞争力并重的综合较量。由于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国际舆论结构、媒体影响力和国家受关注程度等因素也在并行，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从未像现在这么复杂。1980年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中提到的《一个世界，多种声音》在此刻更具备现实意义。 当然，全球化年代无论有多少种好处，一个必然的坏处是“危必同担”。我国在经历这四种危机的同时，还面对国际语境中的议题多样化、焦虑感和媒体治理结构的深刻变化。一方面，多种危机传播的类型威胁我国国家形象和国际信任度。一方面我们看到2011年的危机传播威胁来自周边。2011年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在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随着美国所谓“重返”亚洲战略的出台，在南海和东海，周边国家的动作比较明显，周边国家的对华舆论出现不少不和谐的声音。随着越南和菲律宾在南海的小动作、印度高调扩张军备，在这些国家不仅媒体报道趋向负面，越南和菲律宾还多次发生反华游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