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当前我国舆论引导 黄卫星，李彬（清华大学）/《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11.40～46 在“全球化”的国际形势和“去政治化”的国内语境下，舆论走向及舆论引导对社会心理形成、社会核心价值建构、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形成越来越重大的影响。但是反观当前我国的舆论现状，却不得不令人感到担忧，主要表现可以概括为“三混”——混杂、混乱和混浊。 混杂。当前无论思想领域还是言论空间，呈现多元化态势，而与此同时，众声喧哗的狂欢盛宴底下，各种立场、各种主义、各种诉求、各种利益集团等，主动通过各种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犬儒主义、消费主义、精英主义等思想和言论不绝如缕。 混乱。混杂的言论，看似“多声部”合奏，实际上缺乏主旋律和谐同关系，主要表现为缺乏社会共识、缺乏共同信仰、缺乏社会核心价值观。当前风生水起的大众社会批判，似乎已然形成一种众人倒戈的局面。批判与否定几乎成为一种时髦，甚至有可能成为一种具有主导地位的大众价值取向。社会舆论场中，批判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只有“破”，鲜有“立”，动辄全盘否定，很少有辩证分析，这一切混乱的言论都源于混乱的思想、观念和信念。 混浊。混乱的言论，是缺乏社会价值认同乃至共同理想信念信仰所致，而在无序的思想观念浪潮中，混浊的暗流也在涌动。在全球现代化扩展过程中，产生于西方的虚无主义思潮涌入中国，在民族历史、文化艺术、伦理道德和精神信仰等领域表现出强大的吞噬与同化效应，既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虚无态度，也包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虚无观念。在形形色色的虚无主义的肆虐下，犬儒主义、反本质主义、解构主义、颓废主义等思潮，日益吞噬和侵蚀了民族历史、文化艺术、伦理道德和精神信仰等领域，社会核心价值体系认定越来越难以形成共识。 媒体使命：输灌人心化为常识 李兴亮（重庆大学）/《新闻研究导刊》，2011.10.26～28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制定了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临时约法，完成了政治革命任务的一部分。但是，对更为深远的社会革命来说，远不是一次革命所能完成的，社会改良将以常态化的方式完成暴力革命未完成的任务。 回顾近现代史，以媒体作为改造国家和社会的武器，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救世理想的重要选择。中国数次社会改造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都颇为自觉地运用了媒体的力量，或做时评，如梁启超、孟心史；或创作文艺，如鲁迅；或直接全身心投入，如胡适、储安平。他们的目的或许有些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将现代社会的基本大道理，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 今日之媒体人，实乃社会革命之后继者也，灌输理想而化为常识，媒体应该主动担负起塑造国民具备独立、自由、民主、奋进之现代人格的责任，通过报道或论政的形式，将先进的政治思想，尤其是宪政精神滋润国人的头脑。试观今日国民的种种表现，如政治冷漠、权钱崇拜、见死不救等行为，我们自会觉得，欲新国民之精神,当自新闻媒体始。 新媒体的崛起与大众文化新症候 许正林（上海大学）/《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48～54 公共交往空间本来是传统媒体建立起来的一种理念与形态。在公共交往理论的经典学者哈贝马斯那里，公共领域并非一般的意见表达园地，而是一个对话性的概念。其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周刊或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人们通过加入各种社团，自发聚集在剧院、博物馆、音乐厅、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公共空间。这些早期的公共领域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也越来越无所不包：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 公共领域的基础是对话，聚集在一个共享的空间中，作为平等参与者，面对面相互交谈。但在新媒体时代，这种交往变成了隐蔽的、虚拟的形态。同时与哈贝马斯所认定的传统公共领域所具有的分享思想功能不同，新媒体时代的公共领域更突出的功能是分享心情。人们似乎更加热衷于把自己的心情流露在网络上，有很多人喜欢用各种应用方式（例如QQ、MSN等）的签名来发表自己的看法，把它当成一个描述近况或传递心情的窗口。虽然进入新媒体时代，大众话语似乎又被找了回来，但是私人领域过度侵占公共视野，这是哈贝马斯始料未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