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是拉开21世纪序幕的重大媒介事件，它检视了现代传媒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的重要作用。全球公众通过各种传媒共同“经历”了这一事件。暴力的恐怖气氛也借助这种方式让“普遍的目击者”既感到恐惧却又对事件麻木不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媒体，在“客观报道”的旗帜下，对恐怖气氛进行了放大，却回避了恐怖滋生的根本原因，也掩盖了国家恐怖主义的真实面目和霸权主义的战略意图。 而实际上，恐怖气氛的媒介生产机制只是恐怖主义传播的冰山一角，比之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恐怖暴力的社会生产机制。“最大限度地覆盖媒体是符合犯下‘9·11事件’暴行的人、恐怖主义者和那些想以受害者的名义宣告‘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的人的共同利益的。”①也就是说，媒介因素主要是恐怖气氛扩散的条件，而全球范围内的“利益”之争却是恐怖暴力在全球扩展的土壤。对媒介的反思，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恐怖气氛”，却无法根除“恐怖暴力”。 事隔十年，“反恐战争”在“本·拉登”的死讯与美国民众的狂欢中象征性地告一段落。然而，恐怖暴力这一历史毒瘤，并未就此痊愈；“恐怖”与“反恐”的真相及其根源依然隐藏于社会历史深处。在媒介生产机制层面对认识“恐怖主义”是十分必要的，但“恐怖主义”问题的解决，则有待于学界与公众将目光转向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制度性危机。 一、恐怖的声音：恐怖与媒体的“联姻” 恐怖暴力以及传奇人物早在“荆轲刺秦”和布鲁图刺杀凯萨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在“违反神圣之法的暴政无权要求人民服从”②的思想之下，恐怖从一开始就以被压迫者反抗暴政的悲壮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但把恐怖作为一种社会机制，还要首推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在“狂欢式”的政治风暴中，法国的各个权力集团相继被剥夺合法性、推上断头台。尤其是资产阶级精英雅各宾派出于打击政敌、掌控革命形势的需要，大力推行恐怖政策，其1793年9月17日颁布的《惩治嫌疑犯条例》的含糊不清使恐怖统治迅速扩大，并成为一种制度性的社会控制手段。但是，即便是在恐怖运动扩大化以后，它所针对的仍然主要不是平民，而是特定的政治对象。 相比而言，现代社会的恐怖机制虽然也存在血腥，但由于媒介的介入而使它更是一种“声音的暴力”或“心理的暴力”。早期的恐怖活动从肉体上毁灭政敌；而大众媒介的参与，则使恐怖作为一种诉诸社会心理的控制机制具有了技术上的可能性。恐怖组织通过大众传媒将暴力活动转化和放大为一种精神的或心理的暴力，即“声音”的暴力。它吸引了公众的眼球，获得了关注，扩大了恐慌，从而以“舆论”为杠杆间接地向相关政府施加压力。“9·11”事件就昭示了恐怖统治在现代社会的更为隐蔽、更具“杀伤力”的一面。 “9·11”事件之所以是一件“大事”，就是因为由于媒介的作用，全世界的观众在同一时间共同“经历”了它。“双子大楼”浓烟滚滚的宏大场面、爆炸现场血肉横飞的血腥场面、平民百姓歇斯底里的惊恐场面，都被媒体“客观地”转换成了电视画面或报纸头条。由大众媒体参与，现代恐怖主义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媒介剧场，这是它区别于此前的一切恐怖主义活动的典型标志。诚如兰特公司的恐怖分子研究专家布莱恩·詹金斯(Brain Jenkins)所言，恐怖主义就是一种“追求效果的暴力”，“恐怖分子设计戏剧性事件，以达到最大的公众注意度，在这种意义上说，恐怖主义就是戏剧。”在他看来，“恐怖分子想要大量的人去看、去听，而不是大量的人去死……因此，作为一种戏剧性的犯罪，当媒体对之进行大规模的报道时，便‘使之有了大量的观众，创造出没有这些媒体时此种事件所无法企及的冲击效果’”。③而如果没有媒体的参与，“恐怖活动就会像一株奇木淹没在森林之中”。④以最小的付出、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社会控制效果，是在现代媒介技术条件下的恐怖机制的典型特征，也是恐怖分子争夺媒介阵地、传达自己的声音的原因所在。 当然，恐怖组织试图通过媒介制造恐怖气氛，恐吓美国公众，同时，在阿拉伯世界，他们也试图通过现代媒体建立起恐怖袭击、民族主义、宗教控制、“反美主义”融为一体的意识形态控制体系。然而，这种企图显得太过一厢情愿了。 首先，它的确在美国社会制造了恐怖气氛，但这种恐怖气氛并不能为恐怖分子所用，而是被美国政府等国际反恐阵线所用。“9·11”之后，就报道的内容层面，美国的“大部分报纸的头版是标题新闻，只有极少数报道的头版消息报道是对事件背后的因素的讨论。这样一来，过分强调了报道中的视觉交流，没有给文字留下多少空间，报纸很难获得或利用一些关于犯罪分子以及他们从事的恐怖活动的具体内容，这样就减少了对恐怖主义的全面报道，不能揭示恐怖活动背后的实质内容和深刻含义。”⑤“在一个卷入戏剧性事件的国家”，也“不可能有深思熟虑的新闻报道与和平文化。美国的新闻记者几乎不可能发表任何有别于当时高度的爱国论调的观点，也不能对美国总统的政策提出任何哪怕是含蓄隐讳的批评。对记者而言，他应该持有最简单的态度，就是做一个官方信息的传达者，一旦与官方口径相去甚远，就会面临着被边缘化、被排挤的巨大危险。”⑥也就是说，恐怖组织在美国媒体等西方媒体上依然处于“失语”状态，其次，虽然这一困局曾因半岛电视台的挺身而出而有所改观，但“半岛”的短暂繁荣并不能冲击西方媒体的话语霸权。半岛电视台对于基地组织以及恐怖活动的大量报道和曝光，使得它不仅让拥有22个国家和地区、人口3亿的阿拉伯世界人民耳目一新，而且很快成为国际传媒和舆论高度关注的对象。“9·11”事件发生四天后，半岛电视台播出了由本·拉登亲自署名的声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而在此之前，拉登在1998年接受了半岛电视台将近一个小时的采访，在采访中，拉登表示针对“所有美国人”的宗教战争是穆斯林的责任。半岛电视台对这段话毫无顾忌地向全世界进行了转播，并且在“9·11”之后的几天后又重播了这一片段，还把拉登描述成为了“一个持枪的百万富翁，被西方化作了传奇人物”。对拉登以及基地组织的“神话”以及对恐怖行为的庇护，让半岛电视台立即成为国际社会指责的对象。可以说“半岛”是基地组织“与外部世界苟同的首选渠道”以及“阿富汗图像通往世界的唯一途径”⑦。然而，在西方媒体的话语垄断面前，半岛电视台的声音显得太过微弱，而且，随着全球媒介议程在西方媒介的主导下快速转换，“半岛”的呼声也迅速被人们遗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