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1)05-0017-09 “媒介具有权力”是20世纪初西方传播研究确立的一个普遍的理论假说。当商业媒体的报道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舆论场中占据了绝对的权力的声音，并因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下日益加剧的跨国家、跨行业、跨媒体的兼并和垄断而导致民主传播赤字不断上升时，众多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在大声疾呼的批判声中，从不同层面和角度表达了过度商业化、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浪潮会极大损害媒体民主发展的忧虑，并期望以“富媒体，穷民主”的隐喻在反讽当下媒介现实的过程中唤起全社会对媒体所有权及传播民主问题的关注与反思。正是在这种警醒性的批判声中，一股挑战主流商业媒体信息发布权力、观点主导权力和私有制所有权权力并代表普通民众发声的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开始兴起。这类媒体的媒介行动主义者正是在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对“主体”和“自治”等概念的表述和实践描绘中，发现了挑战主流商业媒体文化霸权以及建构自主传播渠道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他们在批判媒介圈地的基础上，将注意力进一步集中在争取传播公地并期望实现与媒介资本决裂的自治传播实践上，并形象地提出“不要恨媒介，成为媒介”等行为主张。这种积极乐观的行动主义传播理念与实践诉求，使另类媒体不仅成了推行重建传播公地这一理想的实验田，而且大力推进了批判性的媒介素养教育，为提升公众的主体批判意识打开了一扇门。 基于上述另类媒体对媒介现实的挑战和传播理念的更新，对这类媒体的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进入21世纪后，随着这类媒体在互联网等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大力推动下逐渐形成“哪里都有我们”的全球传播态势，学界对其研究的著述也更为丰富。本文以近25年来西方另类媒体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为依据，深层分析另类媒体兴起的媒介环境与实践诉求，试图在解析当前西方另类媒体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剖析其存在的权力意义，并提出未来其研究展开的重心和方向。 一、另类媒体兴起的媒介环境与实践诉求 “老大哥”，一个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小说《1984》中的虚构人物，通过控制全社会的大众传媒来监视所有人的隐私，并利用自己对新闻、信息和流行文化的控制来制造一个顺民的社会。如果说这种对传媒的人为操纵只是奥威尔小说中想象的场景，那么反观当下西方发达国家媒体控制权日益集中的现实，这难道不是如今西方全球性媒体景观的真实写照吗？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媒体的控制权在国家政府逐渐放松管制的表象下，日益由少数私人公司的巨型跨国公司所控制。1983年，美国学者本·H·巴格迪肯(Ben H.Bagdikian)出版的《媒体垄断》(The Media Monopoly)一书，正是对50家超级联合公司如何主导美国大众传媒现实的真实呈现。当此书于2000年发行第六版时，这些媒介垄断公司的数量已由原来最初的50个下降到6个。① 在追溯这股媒体兼并之风的源起时，不少传播学者将时间的钟摆调回到大众化报刊替代由国家意识形态主导的党派报刊从而使大众媒介走上商业化发展的19世纪中期。然而，走出“媒介中心主义”本位后，历史学家却在还原媒介圈地扩张与传播公地萎缩的现实面前，通过回溯公地和圈地的进程，呈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自由主义者努力推动媒介兼并浪潮的更深层的历史关联。 公地和圈地是一对不断变化的概念，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到当下的反商业主义全球化的漫长历史时期，这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从特指走向泛指的过程中不断扩大化。尽管圈地的进程分散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在14世纪至19世纪间发生于英国的圈地运动被视为世界圈地历史坐标的原点，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所言：“剥夺英国农民的农业生产地并将其赶出原先以耕作为生的土地是整个圈地运动过程的开始。”②也正是在这种圈地开始的进程中，人们见证了英国大部分公地资源及公地制度的消亡。③事实上，圈地运动并不是英国的特有现象，随着时间的推进，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蔓延，这一进程本身对原有的生产和再生产体制、文化、领土及时间造成了断裂，原先基于满足当地市场和社区共同体需求的地区差异经济生产，被着眼于满足地区、国家及全球市场的资本主义统一生产链所取代。正是基于全球资本市场的形成，被圈占的对象从最初的自然资源扩展到一切能在私有化、商品化过程中产生资本增值的事物，大众媒介亦不例外。 回顾西方发达国家的新闻史，直至19世纪以前，以报刊为代表的大众媒介作为交流工具一直是上流社会的精神特权。然而，19世纪初期，伴随工业革命和政治民主化的进展，西方发达国家涌现出了第一批面对普通大众的“便士报”，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传媒的结构和性质。除了占非主导地位的公共广播电视的存在外，绝大多数媒体大都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私人企业，其主要财源不是政党报刊时期的财政补贴，而是商业广告，并因经济独立而被誉为除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之外的监督政府的第四权力，从而在隐性的经济控制代替显性的政治控制的转变过程中实现了媒介控制方式的改变。正是在这种控制方式的转换过程中，市场经济力量主导下的媒介商业化圈地进程悄然开始，并于19世纪末的报业垄断时期达到第一次以纸质媒体为主导形式的媒介圈地高潮。不过鉴于当时存在保护更多竞争者进入媒体行业的主张，媒体的寡头统治局面和全球传播帝国并没有形成。直至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后，在要求更多私有化、商业化以及解除管制的市场自由主义的呼声中，西方传媒集团开启了跨国家、跨行业、跨媒体的以多元媒介融合为主导形式的第二次媒介圈地高潮。媒介兼并之风发展至今，当下的世界新闻传媒市场基本上掌握在迪斯尼、时代华纳、索尼、新闻集团、维亚康姆和贝塔斯曼这六家跨国公司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