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少新闻自由的民主建设是不可能的”①。这样的观点在西方世界几成共识。“在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起，可以说是标志着现代社会的来临”②。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是根据自由主义的理论而来的。20世纪以来，自由主义以及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民主理论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不仅有来自前苏联、东欧、中国等马克思主义国家的挑战，还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譬如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六七十年代的反越战运动、民权运动以及新左派运动等的挑战。回应诸般挑战的民主理论也经历了从精英主义民主理论到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再到参与民主理论等的发展；奉行新闻自由的大众传媒也类型各异，无论是从以报业为代表的平面媒体到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体再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形态变迁，还是私营媒体和公营媒体的所有权交织。其中争议不断的问题是：我们到底需要哪一种类型的民主？该种类型的民主又对大众传媒有着怎样的要求和期待？ 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认为20世纪引起激烈争论的有四种民主模式：即竞争性精英民主(competitive elitist democracy)、多元主义民主(pluralism democracy)、合法型民主(legal democracy)和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③。在西方有关民主与传媒理论的讨论中，查尔斯·埃德温·贝克(C.Edwin Baker)重点考察的是精英民主理论(elitist democracy)、自由多元民主理论(liberal pluralism democracy)、共和民主理论(republican democracy)以及他自己提出的复合民主理论(complex democracy)④。约翰·斯瑞特(John Street)将民主理论分为自由民主论(liberal democracy)、直接民主论(direct democracy)和协商民主论(deliberative democracy)，每一种民主理论在传媒的民主角色问题上立场各异：自由民主论主张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传媒角色，直接民主论主张一个更加严格的传媒规管，协商民主论强调传媒为公民提供信息⑤。也有学者更加细致地考察了社会主义(socialism)、竞争性精英主义(competitive elitism)、多元主义(pluralism)和新多元主义(neopluralism)模式、“法制民主”(legal democracy)、新权利(the New Right)和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参与民主、新左派等不同的民主模式及其对于传媒的不同需要⑥。 与西方传媒与民主理论以古典的自由主义范式为主导⑦不同，西方的民主与传媒理论则主要是考察20世纪以来最主要的民主理论以及每一个民主理论对于传媒的期待和要求。由于20世纪以来的民主理论中甚少有传媒的影子，且20世纪西方民主理论都源于对古典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反思，因此，有关民主与传媒的理论主要是以古典的自由主义范式下传媒的三大角色——信息(information)、代表(representation)和看门狗(watchdog)——为框架来推论传媒在不同的民主理论中的角色承当。本文也将遵循此框架主要考察20世纪以来最主要的三种民主理论及其所需要的传媒类型。 一 精英主义民主理论与传媒 熊彼德(Joseph A.Schumpeter)的理论被视为竞争性精英主义民主理论最主要的代表。熊彼德运用经验主义的方法看出了民主政治生活的事实与“古典的民主学说”之间的显著差异，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民既未提出问题也未解决问题，相反地，决定他们命运的问题一般是由别人为他们提出来并为他们解决的。”⑧有关国内外事务的绝大多数争论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相距十分遥远，几乎没有什么“现实感”。同时，人民不仅有不同的需求，还有不同的价值，个人和团体很少有共同的目的，因而不存在什么“共同的幸福”⑨。 熊彼德由此得出结论：民主的爱好者们为避免现代政治的最坏危险，必须从“古典的民主学说”中解脱出来，民主应该理解为一种政治方法，身为选民的人民可以在可能的领袖团体之间定期地做出抉择。“民主不过是意味着人民有机会接受或拒绝将要统治他们的人”。⑩民主生活是相互对立的政党领袖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它根本不是以平等美景为特征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人类在广泛参与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最佳条件。民主的本质是公民有能力用一个政府取代另一个政府，从而避免政治决策者本身变为固定不动的力量所造成的危险。只要政府可以更换，只要选民可以在(至少两个)不同的正当纲领之间进行选择，专制的威胁就可以制止。 要达成防范专制的民主目的，精英主义民主就需要一个自由且独立的传媒的配合(11)，承担看门狗功能，防范精英滥权的危害，一旦出现精英腐败或无能，则传媒的曝光不仅可以警示精英行为适当，更可促进精英轮替。“揭露和曝光精英的腐败或无能的看门狗功能的发挥，很可能是传媒对于竞争性精英主义民主的最主要贡献”(12)。 “熊彼德似乎已经预见到了在民主社会的媒体的现实发展：一方面是低发行量的信息密集的‘精英’媒体，另一方面是大量发行的娱乐主导的大众小报(tabloid)”(13)。而传媒的民主功能则主要由精英媒体来承担，一方面就精英之间有争议的议题展开自由讨论；另一方面“就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提供客观的报道”(14)，以为精英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并检视精英处理问题的能力，促进精英轮替和淘汰精英无能。还不止于此，精英媒体还是精英对大众施加宣传的工具。熊彼德积极地肯定宣传的角色，他对于宣传的看法，不是在现在很常见的贬损的意义上，而是将它视为以一种明确的方向影响民众的行动和意见的一种必要的手段。宣传，作为竞选的“心理技术”(psycho-technics)(15)，譬如广告、口号、鼓舞人心的音乐等，在政党竞争中对于激发民众是有必要的。马克·赫兹加德(Mark Hertsgaard)就批评精英传媒的这种表现根本就是“宫廷新闻学”(palace court journalism)(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