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娱乐化研究的轨迹与问题

——SSCI核心期刊新闻娱乐化研究述评

作 者:
刘璟 

作者简介:
刘璟(1986-),女,浙江人,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博士候选人。

原文出处:
国际新闻界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SSCI期刊中新闻娱乐化研究的概念及核心问题的批判性回顾,得出以下结论:SSCI中收录的论文多数将新闻娱乐化作为自变量,忽略或默认了新闻娱乐化与政治冷漠加剧现象一样可能是媒体垄断、社会不平等的结果,新闻娱乐化是政治冷漠环境下媒体竞争注意力的结果,而其在一定程度上又调节加剧了政治冷漠。研究概念和核心问题的模糊导致新闻娱乐化研究众说纷纭:不同程度的新闻娱乐化(讽刺幽默、煽腥八卦),不同研究对象群体(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对政治关注程度的不一),不同认知阶段的影响效果(注意力、政治事实性知识、政治态度等的不同),都会产生不同的研究结果。新闻娱乐化的核心问题,并不只是信息与娱乐形式上的冲突而已,而是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因素(推动力)与政治之间的博弈过程作为自变量,主动受众和多元媒介环境下媒体作为公权力的使用问题。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12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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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685(2011)10-0065-07

      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媒体私人化、商业化的浪潮,新闻娱乐化(infotainment)——电视新闻中资讯与娱乐之间界限的模糊——已渗透在大众传媒的话语体系和日常文化生活中,Wolf将这一日渐上升的趋势称为世界的娱乐化(entertainmentization)。[1]在传统媒体领域,这一趋势亦被称为小报化(tabloidization)。传统新闻愈来愈倾向戏剧化和个人化的报道方式,政治人物在娱乐节目中越来越频繁的出现,新闻娱乐化的全球蔓延速度可见一斑。

      媒体领域的这一趋势引发了学界诸多讨论,不同分支学派分别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传播学等不同角度出发对新闻娱乐化的成因、结果及传播过程做分析和研究。传播学第一篇研究新闻娱乐化的论文则发表于1994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传播学教授Graber[2]关于电视新闻娱乐化的研究中。根据Web of Science数据库,共有95篇研究新闻娱乐化的论文被SCI、SSCI及A&HCI核心期刊收录(在“话题”一栏中搜索包含“infotainment”的“期刊论文”,从1976年到2011年01月2日)。其中,社会科学方面收录在SSCI核心期刊的有55篇,占全部研究比重35%。学界对新闻娱乐化研究呈每年递增趋势,图一为1992年来新闻娱乐化研究被SCI、SSCI及A&HCI核心期刊收录的论文数量年表。

      图一 新闻娱乐化研究在SCI、SSCI、A&HCI期刊发表数量年表(1992-2010)

      

      本文通过对迄今为止SSCI中关于新闻娱乐化的研究概念和问题做批判性回顾,梳理了新闻娱乐化与政治、媒体、受众等三方面的关系,厘清并对比了其主要研究问题、概念和假设。

      新闻娱乐化与政治

      随着新闻娱乐化在上世纪80年代的兴起,Brants和Neijens[3]追溯了政治制度和社会格局的变化轨迹。美国的选民投票率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开始持续下滑,这一无法逆转的事实引起了学界对大众媒体影响政治参与的关注[4、5、6]。虽然并未有研究证明政治新闻娱乐化是公众政治冷漠和政治参与减少的直接原因,新闻娱乐化对公民政治参与的负面影响一直被持续讨论,尤其是新闻娱乐化在全球蔓延的新媒体时代背景下。由于娱乐本质上被认为是“一段插曲、消遣,以暂时离开生活重担和责任的压力”,[7]对新闻娱乐化侵占媒体空间和观众注意力,影响资讯有效传播的忧虑不绝于耳。这在政治传播研究中尤为严重:政治娱乐化是否将观众注意力从严肃的公共议题引致八卦、丑闻等方面,从而导致民众政治冷漠(political apathy)和政治参与度的降低。

      近些年来,很多欧美学者通过对欧美国家大众传媒与政治制度的研究,都将媒介商业化程度与公民的政治知识、政治参与度联系在一起,并对新闻娱乐化、小报化对政治新闻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表示担心。[8,9-12]欧洲学者Scholten[13]发现,伴随着公众对政客、政党和政治犬儒主义心态的增强,欧洲选民投票率在持续下滑。此外,在研究媒体犬儒主义与政治犬儒主义关系时,Cappella等学者观察到:冲突导向的报道与公众日益增长的犬儒主义和对政治体制日益降低的信心呈正相关关系。[14、15]Blumbler的研究就持续地表达了对新闻娱乐化充斥大众传媒话语的忧虑:商业电视的政治新闻被视为流行文化而非严肃的公共对话,市场力量驱使媒体将严肃新闻包装为娱乐以吸引消费者而非理性公民;由于消费者往往对政治不感兴趣,适应这些政治冷漠的消费者的政治新闻则可能导致不看电视的选民增加。[16、17]在讨论当代传媒所面临的危机时,Blumler和Gurevitch明确表示,“新闻娱乐化导致理性政治对话的减少,这正是工具性民主(functioning democracy)的前提条件”。[17]

      这些对新闻娱乐化的批评,大部分均来自于一个未曾验证的假设:资讯媒体和娱乐媒体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融合的界限;资讯媒体为理性的政治参与者提供有用但无趣的信息,而娱乐媒体仅提供有趣但无用的信息。在这种假设前提下,信息与娱乐在媒体空间和观众注意力方面是竞争关系,新闻娱乐化是有问题的。这些“有问题的假设”[18]——商业电视中的新闻娱乐化将导致政治新闻边缘化——从未得到现实经验证据的支持。此外,这些批评与魔弹论一样高估了大众传媒对受众的影响力,将受众看作政治传播中的被动参与者,这一假设已被互联网与互动媒体的兴起所反驳。

      相反,新闻娱乐化对政治传播和公民参与的积极影响,得到了很多实证研究的支持。通过对美国、丹麦两国媒体公共议题的话语分析,Crigler和Jensen提出,“在一个政治意识形态逐步减淡,党派间政见差异日趋减少的社会,公众对政治的了解大部分来自于关注人物个性、个人际遇的媒体叙事”;[19]一定程度的个人化、通俗化叙述能让严肃新闻变得更易理解和接受。此外,通过分析安嫩伯格2000年全国选举的问卷数据,Moy,Xenos和Hess[20]分析了深夜喜剧节目与奥普拉脱口秀中政治内容对公民参与的影响,结果显示观看政治新闻娱乐化能促进政治参与。观众午夜喜剧节目和奥普拉脱口秀政治内容的媒介接触量,与政治参与度的增加呈正相关。Moy的研究还认为,观众对硬新闻的偏离可能促进民主某些好的方面。[20]在亚洲,1998年Francis Lee针对香港广播谈话节目的政治传播效果做了问卷调查,发现公共商议与媒介新闻娱乐化并不相悖或冲突;进一步,Lee声称,“当信息与娱乐之间的冲突假设被丢弃,新闻娱乐化甚至可能对政治秩序有民主化的影响”,[21]而资讯民主化能为普通民众提供政治参与的替代途径,扩大政治议程的界限,最终减少存在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政治参与的不均衡。政治学者Misciagno也指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传播技术及媒体市场结构变化,逐渐侵蚀了美国总统政治的传统形式基础:神话总统。[22]尤其是媒体收购合并引发的市场结构变化,收视率驱动的新闻娱乐化,政治公共人物的私领域受侵,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神话式的总统政治效能,有益于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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