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复杂，属天灾频发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传播媒介对天灾的报道呈现出全新的阐释视角，在认同灾情存在的前提下，剔除了传统天灾观中天人感应内的唯心主义因素，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对待灾情，并适度改造了传统中国人定胜天的观念。新世纪的天灾报道在延续传统报道模式的同时，与时俱进地吸纳了来自传统和西方文化中的多元意识形态内涵，在传播国家关怀、突出政府护民能力的同时，吸纳了民间思想，突破了以意识形态简单改造社会的方式，恢复与保留了对自然生态的适度敬意。尤其是国家主流媒介对天灾生发前后所体现出来的群体性的拯救者形象做出了大范围、高密度、持久性的塑造与播扬，从而使得天灾和天灾传播构成了两种同源异质的传播景观。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意识形态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界限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一元化存在格局，后期则出现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类型化和多功能化的特征。意识形态可划分为政党与国家意识形态以及民间意识形态及社会意识形态两大类别。其中，政党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呈对称关系，而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具有可比性。 出于国体初定之时的思想统一之需，20世纪50年代以后，我国党和政府的任何一种精神性、文化性决策，皆围绕意识形态的整一性而制定。国家主流媒体对“三年自然灾害”的报道当然也要优先体现政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三年自然灾害”的语义学意义极为通俗易懂，它告诉接受者，1959-1961年度中国存在过极端的自然灾害现象，而由此造成的大面积的人员受难状况仅仅与大自然活动有关，与人类的行为以及执政党的执政策略无关系。此派观点主要见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这种意识形态的积极倡导者是毛泽东主席。受到多元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当年国家最高领导人和民众都陷入一种浪漫主义的想象之中，而群体性的浪漫氛围必然要干扰社会的理性秩序。1959年4月24日，中国的沿海一度出现自然风暴，毛泽东曾批示：“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①“三年自然灾害”事件同样受到政党与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与民间意识形态两种立场的阐释，如果说前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话，那么后者则分别以刘少奇和彭德怀为代表。刘少奇所体现的社会意识形态承认了天灾的有限性，坦诚地提出了“人祸说”。②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上书毛泽东主席，结果导致当年的庐山会议斗争锋芒的逆转。然而，“人祸说”不仅触犯了久已存在的国家禁忌，还分化了当时传播力量的统一性，具有反抗传统意义上国家道德的倾向。庐山会议后，“人祸说”销声匿迹。直到1978年之前，“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几乎成为这三年全部历史的代名词。 后期，刘少奇、彭德怀的社会和民间意识形态的观点得到了认可。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承认了“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此后，针对“三年自然灾害”体现政党与国家、社会和民间意识形态的文章不断出现。“人祸说”得以放大，成为主流观点，而参与此观点论述的不仅有新闻界从业人员，还有气象学家、作家、亲历者等。王维洛认为，当年出现灾害是人祸而非天灾。文章还列举了当年政府的5项错误决策，第一，大办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导致中国的粮食储备告急。第二，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农业人口锐减。第三，投资和人力物力向工业方面倾注，大炼钢铁，农业投入减少，部分粮食不能收获到仓。第四，减少粮食播种面积，致使粮食产量下降。第五，实行粮食高征购政策，影响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③在此基础上，王维洛认为：“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介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灾害’这个被反复重复的谎言，终于变成了民众心目中习惯成自然的关于那个困苦年代的代名词。”④ 从终极的意义上说，“三年自然灾害”说是一种仅片面强调天灾的传播学预设，但它作为一种历史概念，几乎成为难以抹去的一种意识形态符号，呈现出一种完整的、暖色调、喜剧式的国家道德的风貌，冲淡了事件原本的反吉祥、反喜剧和反圆满的传统文化内涵。经典的意识形态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以高度的观念性见长，其存在历来以否定现实的真实性为前提，并以此为前提，在传播领域内扮演误导者的角色，因此，在传播学领域内虚构的历史战胜客观的历史则时常成为可能。戴维·米勒及韦农·波格丹诺称：“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观点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行为模式和方式，并否定其他的一些行为模式和方式。”⑤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叙述文本里就一直出现过这种截然对立的两种叙述模式。当政党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叙述空间缩小之后，社会和民间性意识形态必然会生发出无限的能量并最终占据叙述空间。天灾说和人祸说也得以在事发半个世纪后变成了文化传播领域内的一组对抗性情愫。英国政治学家大卫·麦克里兰曾说：“摇摆于肯定和否定的含义之间，是意识形态概念的全部历史特点。”⑥社会和民间意识形态的介入，迫使“天灾说”变成了带有虚妄性的命题，“天灾说”逐渐演变为“谎言说”，而“人祸说”则递进为“真理说”。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显示了观点背后的意识形态差异，这种差异不仅直接影响了两代人甚至数代人的不同的历史观念，还给历史叙述带来了混乱，可见，揭秘现象在中国一直遇到强大的儒学传统的挑战，也同时触动中国人的反道德的罪感承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