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教育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乃至今后较长时期，中国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中为塑造现代国家和现代人，通过学习西方教育、传统教育转型、外国在华教育中国化等路径，中外互动，在学校、教育制度、教育思想、课程教学等层面多元竞合，构建中国现代教育体系，在世界教育体系之林中复兴并做出贡献的持续过程。 从纵向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现代教育大致经历了早期现代化(1862—1927年)、多元变速发展(1927—1949年)、转折与探索(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型现代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四个时期。在早期现代化时期，依次完成了现代学校的诞生、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现代教育思想的形成三项历史主题或任务。其中，现代教育思想的形成又是经历两步实现的，先是辛亥革命后确立了现代教育宗旨，然后是新文化运动催生了现代教育理论的初步中国化和现代教育思潮的兴起，即在国家教育意志层面和知识精英的教育思想、社会公众的教育观念层面先后实现了教育思想的早期现代化。 一、辛亥前，革命党人的教育活动和“革命教育论”：冲决清末教育宗旨 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的教育活动是与其革命活动相伴相生的，革命是教育之张本，教育是革命之工具，其主要形式和途径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利用清政府“癸卯学制”颁布实施后，各地广泛兴办学堂、大量需求师资、青睐留日学生的契机，一些早期革命党人以留日归国人员的面目进入各级各类学堂和教育部门任职，以正当职业为掩护开展秘密革命活动，发展秘密会员，成立秘密组织，传播革命思想，暗中发动或支持学潮。“这一时期的革命运动，其活动范围，主要是学堂，其次是新军，其次为会道门和耶稣教会，其次为工厂，其次为土匪、流氓，各同盟会员极端保守秘密，均以‘新学界’面目出现。”[1] 二是利用清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的政策环境，一些早期革命党人回国返乡，联络同志，筹集经费，创办普通私立学堂，以办学为名义、以学校为基地开展革命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同盟会员在国内各地创办和任职的学校有73所，担任教员的学校有80所”，“在全国二十个省内的学界开展了广泛的活动，而以山东、广东、湖南、四川和浙江等省为活跃”。[2]“1906、1907、1908这三年是同盟会员在学界活动的高峰期，这三年会员主办和任教的学校，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3]这些学堂及其创办者与地方绅商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不少创办者出身当地名门望族，以地方官员的支持、地方政府的旌奖作为招牌，表面是普通私立学堂，而实际上是革命党人的落脚地、联络点和工作站，一旦革命条件成熟，创办者又往往成为地方官员和绅商起义反正、光复独立的说服者、催动者与组织者。这种形式，革命党人可以拥有更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相对于直接创办革命学堂更具隐蔽性和安全性。 三是革命党人直接创办或控制的革命学堂。这类学堂数量虽少，可影响极大。其特点为：革命党人创办或控制着学校的领导权，学校领导和主要教师均为革命党人，在校内公开地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大批学生加入革命组织，对学生开展军事训练、秘密组织革命武装，与区域内革命组织具有密切关系或者本身即为区域革命的中心。特别是，长沙明德学堂与黄兴领导的华兴会关系密切，芜湖安徽公学是安徽同盟会的联络中心，云南讲武堂是云南光复起义的大本营，保定育德中学堂是河北同盟会的活动基地，等等。 四是创办革命报刊，组织革命性质的教育社团、学术团体，开展集会演讲，实施广泛的社会教育。据统计，“各地各种革命书报，自乙未年(1895)以迄辛亥，约千数百种”[4]。它们大多创办于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后，以日本的东京和国内的上海为主要基地，以留日学生、流亡革命党人和国内学堂学生、新军为主要作者群和受众群，通过教会、外围驻华机构、私人夹带、秘密邮寄、私下传阅等方式流通。革命党人还组织了一批革命性质的教育社团、学术团体，以教育、文化活动为名义开展革命活动，最早最著名的是蔡元培等人1902年发起成立的中国教育会，此外还有湖北的科学补习所、日知会、文学社等。革命党人认为，“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两者都需要通过宣传以鼓动、教育以发动，因此，“革命教育者，惟有社会教育之可言”，“不在家庭教育，不在学校教育”。[5] 革命党人在革命教育活动以及与立宪派的论战中，形成和表达了自己的“革命教育论”思想。称“各国民族之鼓舞兴起于革命之事业者，未有不由于教育之影响”[6]。“教育者，时代精神之导火索也；时代精神者，教育事业之聚光点也。”[7]一方面，批判中国传统教育以及清政府的教育宗旨和举办的新式学校充满专制性、奴化性，造就的是“无自治之力，亦无革命之心”的一批批奴役；另一方面，鼓吹自办“革命之教育”，培养“革命之健儿”、“建国之豪杰”、“流血之巨子”。[8]吴稚晖等信奉无政府主义的革命党人，还批评“以革命、教育为两事，而以激起无意识暴动之感情目为革命，复以近日教育家行于学校内之劣秩序及奴隶教育为教育”都是错误的，主张“无政府主义之革命，无所谓提倡革命，即教育而已；更无所谓革命之预备，即以教育为革命而已。其实则日日教育，亦即日日革命”。[9] 革命党人的“革命教育论”思想，实以民族、民权革命教育论为两大重点。他们在主张民族主义、种族革命上是一致的，与此相应，便主张以民族主义为革命教育的第一要义，宣称“革命者，今日支那民族最大之幸福也，民族主义则求此最大幸福之引线也”，所以，“曰国民教育，不如直揭民族主义以为教育之旗帜”；“曰军国民教育，不如直揭支那民族主义以为从事教育者之事业”。[10]革命党人所主张的民权主义，就是开展“政治革命”，“建立民国”，与此相应的革命教育就是要使“人人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今日之革命，当共逐君临我之异种，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11]。可见，革命党人的民族、民权“革命教育论”互应互通、互为表里，聚焦于推翻清政府统治、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冲决了清末教育宗旨“忠君”的首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