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2095-1760(2011)03-0067-21 民国史上的平民教育得以展开、并从最初的“除文盲”向乡村建设转向的出发点与基本动力，是传统文化中的“作新民①”；其蕴含着的从基础开始的变革想象则成为一种有效的动员。但晏阳初在第一次大战身处欧洲战场“华工”之中而受平民启发与鼓舞后提出的“开脑矿”之不同于传统文化，乃在于民国初年的平民教育实践者虽带着“启蒙—开发”的信念，但却在丰富的底层实践及与“被启蒙者”的互动中完成对主流启蒙的反思与拒绝。其中，“作新民”不再局限于“主客体”清晰二分和口号上的“呼吁”，而包含告别说教与浪漫化想象而反身进行自我改造的可能性。 需要说明三点：其一，本文所讨论的是被后人归纳为“乡村建设派”的平民教育②，它虽不是唯一和最早，但却持续时间最长并与当代同名实践呼应，且有同时兼顾理论实践与城市乡村之特点。 针对这场规模浩大并涉及不少那个时代重要知识创新的社会运动，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最常见的反映是人物赞扬与道德肯定，或静态和去脉络化的、依据片面表达及局部行为特征进行批评。两者得出的结论迥异，但都有将复杂历史“简单化”和具体脉络“抽象化”的危险——今人褒贬不一但却都自圆其说的论据，似乎揭示了那个年代那批人的诸多“矛盾”正需通过客观背景解析才能把握当时的复杂脉络，以进入实践本身的丰富空间。 其二，本文所用“遭遇”这样非学术词汇，希望可以较生动地讨论其中之“不期然”，因具不是个体的碰撞，而是整体上不同脉络的互动。例如，对于梁漱溟来说，那是短时间内急剧变化的年代——东西大交通所带来的东方“遭遇”西方，广大农村“遭遇”资本化和工业化扩张的城市，自成体系的农业文明“遭遇”枪炮和现代文明武装结合的工业化…… 其三，作为从事当代乡村建设与平民教育实践的当事人，笔者借助“双向运动”这样一个颇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在论证上直接引用晏阳初等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下的原文，相对动态地、完整地让读者把握其中的复杂性与张力。但不管引用多少文献，本文仍不可能精准地把握历史脉络。因此，文中呼应了笔者及当代乡建同仁的反思、感受与案例，尝试让历史与当代互动起来。 一、双向运动的视野 在近年来引起学界普遍关注的《大转型》中，波兰尼提出了所谓“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通过百年历史分析提出了这样一个判断：“若不是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阻滞了这个自我毁灭机制的运行，人类社会可能早就烟消云散了(卡尔·波兰尼，2007：66)”。他认为，以激进与乌托邦为特点但表现各异的“正向运动”狂飙突进，但其相应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也同样宽广的存在着。如此相对的“双向运动”不仅限于在经济意义上让市场和经济“脱嵌—嵌回”于社会，同样有助于我们对全面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下乡村处境的全新理解。波兰尼也在书中以欧洲史为例，认为正是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实际上成功地使欧洲乡村稳定下来，也成功地削弱了那个时代的灾祸朝城市蔓延(2007：158)。 我们不应“浪漫”地看待这种“反向运动”，它既不会机械般自动发生而被想当然的以“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或“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进行对应解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甘心”；更不可顾名思义的理解“自我保护”为完全的积极意义——其同样可能产生更大的破坏或危险的政治经济停滞。 按波兰尼的分析，不是“反向运动”本身将取得胜利，而是“正向运动”建基其上的乌托邦假设本身的虚拟性。故，重点不是悲观或乐观的预言式期待，而是借鉴这种“双向运动”以避免我们的讨论简单化，并以此为寻找新空间的启发。 借助这样的视野，近代中国同样存在着以“百年激进”为特点的“正向运动”——作为数代主流知识分子追求与梦想的现代化“大计”，及在这一想象下产生的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知识生产、评价体系在内的各种影响。无论是先后以日本、前苏联、欧美“为师”的时代潮流，还是“超英赶美”、“大国崛起”的新时代变奏，一以贯之地以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以工业化、都市化、法制化、理性化为特征，将现代和传统分割并对立，尝试让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科技、卫生等方面全方位转型。 具体到“三农”领域，则表现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乡村“三要素(土地、资金、劳动力)”大规模流出；相应推出的农业产业化则加剧农业资源的资本化，意识形态上的“非农化”价值取向促使乡土社会基础与价值体系根本颠覆——以西方的个体理性替代东方的村社理性，内涵性地造成最大弱势群体的农民与最无言的生态环境承担这种大转型的实际代价。 然而，对于以原住民性质的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并以农业文明为主要载体的乡土中国来说，这种“去脉络化”(脱离基本国情与生态限制、无视各种形式反抗的既定存在)的激进“正向运动”——既产生出“三农”危机这样的极端表现形式，也遭遇来自“三农”的“自我保护”——这种“反向运动”因作为“保护/反应”的对应存在，虽然形式多样，但是自发、分散而无目标计划，并可被不同力量所影响和利用，既可能产生积极效果，也可能表现为盲目排外的狭隘——将“本土/乡土”本质化的浪漫和真正的保守。 关于“双向运动”的复杂理论分析非本文重点，笔者主要是借助这样的视野来尝试理解历史和当代的平民教育实践：前后互相呼应的两场运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双向运动”脉络下，虽然其有“自我保护”的目标和功能——来自草根和乡土的“反向运动”也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动力、资源与启示，但因其仍有独特的目标与计划而不等同于“反向运动”③，并自觉不自觉地受制于所出发的“正向运动”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