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1)06-0005-07 书院是中国读书人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教书、著书、校书、刻书等各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由唐而历宋元明清，经一千二百余年的发展，得以遍布除今西藏之外的全国所有省区，数量至少有7500所以上，成为读书人文化教育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明代开始，它又走出国门，传到东亚、东南亚各国，甚至欧美地区，为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当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近代以来，因为新学、西学的加盟，它又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而1901年9月14日(农历八月初二)光绪皇帝的一纸诏令，全国至少有1600余所书院改制为大、中、小三级学堂，更使它由古代迈向近现代，得以贯通中国文化教育的血脉。书院改制本是一件改写历史的大事，但由于改书院很快就变成了废书院，甚至毁书院，如此重大的事件就在历史的虚无中被稀释幻化，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站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中华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对百多年前的书院改制，实有重新观察的必要。 一 戊戌书院改制：短暂尝试与快速失败 从书院到学堂，论其实施，经由19世纪末戊戌维新和20世纪初晚清新政两个阶段始得实行。 戊戌书院改制的设计者是康有为，纵观其《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要点有三，一是“愚而无学，坐受凌辱”，中国“欲富强之自立，必广建学校，由国而遍及于乡”，普及教育，由士而“下逮于民”。二是改书院为学堂是其快速变法求强方略之一。所谓“泰西变法三百年而强，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我中国之地大民众，若能大变法，三年而立。欲使三年而立，必使全国四万万之民皆出于学，而后智开而才足。”而“兴学至速之法”，“莫若因省府州县乡邑公私现有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三是“上法三代，旁采泰西”，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府州县之书院为中等学，义学、社学为小学”，“饬下各直省督抚施行，严课地方官”，“限两月报明”办理，“违者劾其一二”，意在快速建立高、中、小三级近代学校体系，实现“人人知学，学堂遍地，非独教化易成，士人之才众多，亦且风气遍开，农工商兵之学亦盛”的理想局面。①康氏所奏完全被光绪皇帝采用，七天之后(五月二十三日)，即颁布上谕，限令两个月之内，将全国各书院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高等学、中等学、小学。 改制令下，各地奉旨执行，是为戊戌书院改制。惟其时维新政令日出，应接不暇，地方或以书院为不急之务多有视为具文者，而朝廷也似乎忘记限令二月之约，再加改制不及百日，即随太后政变(八月初六日)而告停止，改制成效甚微，全国各省书院改为学堂者仅能辑录二十余所。 事实上，反对改制的声音从未停止过。在改制令推行的六月份，曾廉应召上封事时就说：“学堂之与书院，犹多之与夥，小之与鲜，名殊而实一也。夫果征事实，何必尽改学堂？如果属虚名，何必尽废书院？”②戊戌维新失败之后，反对之声日高，八月二十九日，黄仁济就提出“即京师新建大学堂亦宜改为京都大书院以为倡，率凡各省府厅州县已有书院训课者，扩充而推广之，未有书院训课者，速筹赀增设之。”其意在“不必再立学堂名目”，而要将已有学堂一律改为书院。③到九月份，礼部奏请恢复八股取士旧制的同时，又“另片奏各省书院请照旧办理，停罢学堂。”九月三十日，西太后准其所奏，下达《申明旧制懿旨》，其称： 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并非专尚训诂词章，凡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皆儒生分内之事，学堂所学亦不外乎此，是书院之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定须更改。现在时势艰难，尤应切实讲求，不得谓一切有用之学非书院所当有事也。将此通谕知之。④ 至此，戊戌书院改制之举被宣布彻底否定。值得注意的是，否定的理由锁定在书院与学堂的名实之间，以其“名异实同，本不必定须更改”。如此从技术层面解说，似乎过于牵强，它既掩盖了代表圣人之道的“正学”与乱圣人之道的“西学”之间的学术矛盾与斗争，更淡化了政治权力争斗的残酷与血腥。实际上，我们从曾廉的反对声中就明显地感知到，书院改制已经由文化教育改革脱轨变成了政治斗争，其称：“书院不废，学堂不行，不足以标异新政，且非移易耳目，恐不能以西学鼓簧天下也。臣愚以为今天下之患，莫大于以西学乱圣人之道，隳忠孝之常经，趋功利之小得，骎骎乎为西人导其先路，而率中国以迎之，此臣所尤夙夜怵心者也。”而所谓“君子不齿”、“此辈辄敢大言”，“杂取老、墨、释、耶之支说，非尧舜，薄汤武，陋周孔，肆其雄谈以惊庸众”等等，充满了火药味，已然尽是斗争哲学的政治语言。 为了防止书院改制脱轨于政治太远，倾向革新的实力派人物两江总督刘坤一于当年十月初三日(1898.11.16)上《书院学堂并行以广造就折》，认为礼部之所以奏请恢复旧制，是“因前议将书院改为学堂，故请书院照旧办理，停罢学堂，非谓书院之外不应另有学堂也”。虽然“书院与学堂诚如懿旨名异实同”，但“若有学堂以相观摩，可辅书院之所不逮，未始非补偏救弊之道”。因此，他主张“书院不必改，学堂不必停，兼收并蓄，以广造就而育真才”，试图停息政治争论，而力保学制改革成果。然而，政论一旦开启，要想平息则非易事，时务学堂改为求实书院一事，即其典型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