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1)06-0003-11 舒新城曾经说过，教育哲学就是教育的理想。教育的理想各人都有，各地不同。乡下的老太太也有其教育哲学，因而也有其教育的理想，有其对于什么是好光景、什么是好生活、什么是好孩子以及什么是好教育的见识。此说大体不谬，可以用于观察与理解个人的教育生活。然而，若要观察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教育生活，要分析一个社会或时代的教育生活如何深受其所追寻的教育理想的影响，仅从芸芸众生个体的教育哲学或教育理想分析入手是不够的，必须分析那个社会或时代有广泛影响力的、居于支配地位的教育理想。无论在哪个社会或时代，这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居于支配地位的教育理想都是主流教育价值观的来源，是驱动和引领无数教育工作者开展教育实践的精神力量，是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合理性、合法性与合目的性辩护的根本标准。纵观20世纪以来我国现代教育制度建立、发展和不断变革的历史实践，尽管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们提出过种种不同的教育理想，开展过种种不同的教育试验，但百余年来对中国不同时期教育政策和实践影响最大最深的教育理想莫过于“国家主义”(nationalism)。可以说，它构成了20世纪中国社会形形色色教育理想的主轴或基调，在整个现代教育制度建立、发展、变革、革命或创新的过程中或强或弱，或明或暗，推陈出新，绵延不绝。本文的主要任务是对20世纪中国教育中的国家主义教育理想进行初步的历史梳理和理论分析，以引发教育哲学同行们的兴趣，并期待对此进行较为全面、系统和深入的学术讨论。 一 20世纪中国教育实践中的国家主义教育理想不是中国的“特产”，它像许多20世纪的政治思潮、文化思潮、教育思潮一样，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舶来品”。从源头上说，国家主义教育理想早在古希腊时期和我国西周时期就出现了，可以说与古代国家的同时诞生，是古代国家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培育国家意识、构造社会秩序的理想工具。柏拉图在其著名的《理想国》中曾称羡斯巴达的国家教育制度，明确反对雅典城邦将教育事务交给私人。我国古代的《礼记·学记》一开篇也教导国家的统治者，“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謏文，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但是，影响20世纪中国教育的国家主义教育理想却既不是对古希腊国家主义教育理想的借鉴，也不是对中国历史上国家主义教育理想的继承，而是直接来源于18－19世纪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在形成时所产生并依赖的国家主义及其教育理想，是欧洲近代日益高涨的国家主义教育理想在中国独特社会背景下的进一步发展，并与欧洲各国国家主义教育理想一脉相承、交相辉映。为了区别于古代的国家主义及国家主义教育理想，也可以将这种与现代西方民族国家诞生相关联的国家主义及其教育理想称为“现代国家主义”(modern nationalism)。“现代国家主义可以被看成是通过新闻媒体、社交活动、公开演讲以及学校教育等诸多途径对国民性的创造，它唤醒了人们对于共同语言、文化和历史遗产的自我意识，唤醒了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要求人们对于某一国家在政治上的绝对忠诚。”[1]120德国的费希特(J.G.Fichte,1762—1814)、英国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法国的拉夏洛泰(Louis-Rene de Caradeuc de Lachalotais,1701—1785)等人都是现代国家主义及其教育理想的热心提倡者和系统论述者。[2]422-474尤其是拉夏洛泰的《论国民教育》(1763)一书和费希特的《告德意志民族的演讲》(1807)影响最大，经常为中国的国家主义者们所提及。拉夏洛泰在《论国民教育》一书中大胆地批判了耶稣会教育，提出“法国民族需要一种只依靠国家的教育”，认为“教育的中心目的是：培养对国家的忠诚、团结感和为国家尽忠的能力”，从而对法国乃至西欧各国现代世俗公共教育制度的建立产生了很大影响，被认为是阐发现代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奠基之作。[3]费希特在自己著名的演讲中用德语高度赞扬了德意志民族，认为她既有“伟大的天才”，也有“深邃的智慧”，大敌当前，他呼吁全体德意志人“警惕那些毫无知觉的奴役，因为它会从我们后代那里夺走我们未来解放的希望”，“我们必须立刻成为我们必须成为的那样，即德意志人”。[4]国家主义教育理想是塑造近代欧洲民族国家、促进国家统一和国家认同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中也引起了同样的关注，发挥着同样的作用。 二 诞生于近代欧洲的国家主义及其教育理想在19世纪中后期就通过多种途径陆续地抵达中国，引起清政府中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被普遍看成是应对国家危机的一个选项。1860年后，以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所开展的洋务教育和兴办的各种新式学堂就积极地体现了国家主义的教育理想。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教育主张，其目的还是保存秦汉以来中国君主制和儒家文化传统。19世纪末期，以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也是提倡和发展国家主义学说的著名学者。在他们看来，当时的世界是一个列强争雄的时代，只有国家主义才能使中华民族得以保存，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使得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刚刚诞生时就被赋予服务国家的使命，一直延续到今天。不过，在1912年之前，受制于各自的政治立场和信念，洋务派和维新派所主张的国家主义还具有比较浓厚的封建味道，与西方学者所倡导的现代国家主义还不完全是一回事。主要的差别在于洋务派和维新派所倡导之国家主义抽掉了由欧洲一些启蒙思想家所阐述的现代国家之价值基础，如自由、平等、民权等，只根据当时政治的需要抽取了其对内凝聚民众、对外呈现主权要求的形式，也可以说是一种发育不全的国家主义。 20世纪最初的十年，是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君主政体最后的十年。在这十年，国家的外患未消，内患加剧，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尽管在这十年，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变革，废除科举制度，向海外派遣留学生，颁布新学制，发展新式教育，但是根本无助于挽救封建国家的灭亡。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动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并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新国家的建立，急需开展国家主义教育，通过国家主义教育来推行“三民主义”学说，培养共和国民，使新政权合法化。关于国家主义教育的必要性，孙中山曾说，“遍查古代和现代世界各国生存之道，如果我们想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我们就必须发展国家主义。……中华民族具有共同的血缘、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习俗，但是却只有家庭和帮派的概念，而缺乏国家的精神。……因此，我们现在才沦为世界上最贫穷、最软弱和最低等的国家。如果我们现在不热切地提倡国家主义，将四万万同胞凝聚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就会面临巨大的悲剧，国家荒废，民族解体。要阻止这样的危险发生，我们必须大力提倡国家主义，通过培育国家精神来拯救国家。”[1]131这可能是最早的“教育救国论”，其内核是国家主义的教育理想，即通过在青少年学生和广大社会民众中间培育国家意识和国家精神来拯救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