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商外向流动对徽州本地的负面影响

作 者:
李磊 

作者简介:
李磊,女,安徽灵璧人,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安徽 合肥 230036,安徽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安徽 合肥 230039

原文出处: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明清徽州在文化、教育、医学、建筑、艺术诸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这离不开徽商巨额财富对徽州本地的反哺。徽州人口频繁的商业性流动、“无远不届”的活动范围以及归无定期的商旅生涯,也对徽州社会形成了诸如家庭关系嬗变、宗族组织空前强化以及贫富分化、社会风气变异等更深层次的“后院失火”式负面影响。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2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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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72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2)01-0105-05

      明清两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最繁荣,同时也开始由盛转衰的时期。明代中期以后,“歙、休两邑民皆无田,而业贾遍于天下”[1]卷4,“虽士大夫之家,皆以蓄贾游于四方”[2]卷13,徽商成为徽州人口中流动性最强且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夫商人离其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奔走四方,靡有定处者,乃因生计所迫”[3]9;“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4]卷7;“中家而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5]江南二十地狭人稠的逼仄情势之下,徽州人口的生计来源日益依赖于经商所得。徽商的活动范围可谓“无远不届,即遐陬穷发、人迹不到之处往往有之”[6]卷4,足迹“几遍禹内”。关于徽商所占比例,则有“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7]卷25之说,甚至有“商贾十之九”[8]卷1的说法。由此,留守在徽州本地的众多商人家庭必将面临一系列问题,徽州本地的社会风气也随着经商之风盛行而面临变革,徽商衰落之后徽州地区的命运更成为学术关注点之一。

      一、人口外向流动对徽商家庭的负面影响

      骨肉疏离 清代休宁进士汪由敦缅怀其父商人汪清臣时说:“当不孝等幼时,府君多客游日,比府君里居,不孝等又多远游。”[9]卷19徽商父子总是长期不能谋面,这成为强化亲情、家庭教育的制约因素,父子感情淡漠甚至出现隔阂也在所难免。

      徽商外出,“遍游都会……诡而海岛,罕而沙漠”[10]卷一,踪迹莫定,归无定期,甚至与家人失去联系。清代黟县舒秉畿,“父游楚,十余年不归。秉畿年十五,持零丁贴,间关寻访,几遍楚疆,资斧乏绝。至常德府,遇父于旅次,问答既审,哀请父归。”[11]卷六歙县胡士畿,“父廷仕,行贾湖南,久未归,其母典钗珥得银数两,给士畿徒步至山东、直隶,遍寻不见。沿途号泣……遇旧仆,引与父相见。父以功名未遂,坚不欲归,乡人感士畿之孝,群相敦劝、佽助,始允之。”[12]卷八婺源詹文锡“生数月,父远游不归。年十七,誓欲寻亲,历楚蜀,入滇南,终年不遇,哀号震天。……经济渡处,有往黔商船,附之,兀坐长吁。商疑问锡,告之故。商曰:‘汝吾子也。’相持哭,自是偕眷属归。”[13]卷28

      更有甚者,多年遍寻,毫无音讯,最终只能背回父亲遗骸。明代休宁孝子吴琨,父吴纲“负气好游,苦家贫,递出递归……又转贩豫章,隆庆丁卯,又转贩关中,多折阅,音耗断绝。琨酤酒养母,间往近地,刺取父踪迹。久之……走维扬,学为小贾,思旦暮遇父”[14]卷3,“后于四川开县山中觅得遗骸,负之归”[15]卷14。

      下面是一份立于咸丰年间的徽商遗嘱,可以看出父子多年天各一方,最终形同陌路。

      立遗嘱父示庆和、庆松二男捧读。予生不时,家事萧条,自幼贸易龙坪,勤俭居心,无分昼夜,艰难险阻,历已备常(尝)。后命运稍顺,赤手先后创开隆泰、隆兴店业。屈指有卅年矣。纵不能争光耀祖,亦不致让居人下。……二子虽已完婚……然因食指累人有不得已而离之者乎?今予年已六旬之外,陡于二月间染病卧床,延医不效,尤幸汝母时刻照应。缕(屡)信望尔兄弟来店以将生平要务面话,不期二子安然在家,违命罔闻,实属痛恨。第念宗祧事大,业裕后人,人生斯世,不过如此而已。兹则病危旦夕,是以持书遗嘱,犹冀二子仰体父志,同心协力以全店业,以光前人,则予虽死亦得瞑目矣。所存店业、田地、房屋,除将店内抽出九七钱贰佰串文,归完胡敦安亲长借项,再拨汝母递年在店用钱肆拾串文,又拔长孙祠前侧边田壹坵,计实租拾壹砠外,余请族亲恃予气存,以天、地二阄品搭均匀,嗣后照阄拈管,恪遵父训,不得竞争,如违则以不孝论,是为嘱[16]42。

      书立这份遗嘱的是一位外出三十余年的徽商,父子各居一方而隔阂颇深。父亲病重之际,屡次去信召唤两个儿子前来当面商谈分析家业,两个儿子却“安然在家,违命罔闻”。最后,“宗祧事大,业裕后人,人生斯世,不过如此”,父亲不得已而妥协。

      “商贾之子甘其食,美其服,饰骑连辔,织陆鳞川”[17]卷4,“不知稼穑之艰难,靡不斗鸡走狗,五雉六枭,捐佩外家,拥脂中精。乐则乐矣,忧亦随之,虽有江河,漏厄难奉。”[18]卷18徽商子弟游惰奢靡或误入歧途,与父子分离、家教疏忽不无关联。明末歙县“孙若文,父贾于外,少不更事,向佃户胡宗贤借粮。一则贪利,一则以为吾佃也,易与耳。盘算至十八两,私立契,竟卖与贤而不过税,贤亦不偿租……比文父玄龙归,而尽发其事”[19]卷9。此外,歙县“亡赖恶棍串党,置立药骰筹马局,诱人子弟倾家荡产,甚有沦为奸盗,而犯者比比。”[19]卷5

      夫妇离别 明以前,徽之人“父子袒跣膝行”[20]卷二田中,共事稼穑;明代弘治年间“妇人纺绩,男子桑蓬”[21]卷5。正德末、嘉靖初以后,“出贾既多”[21]卷5,前述自然经济景象逐渐不复常见,田野山林,多是妇孺。言及夫妻离别,最为典型的事例堪称《歙事闲谭》中摘录的一首诗及其背景故事[22]卷12。诗云:“鸳鸯溪束凫雁鹄,柔荑惯绣双双逐。几度抛针背人哭,一岁眼泪成一珠,莫爱珠多眼易枯。小时绣得合欢被,线断重缘结未解,珠累累,天涯归未归?”其诗背景:“乡邻某,娶妇,甫一月,即行贾,妇刺绣易食,以其余积,岁置一珠,用彩丝系焉,曰纪岁珠。夫归,妇殁已三载,启箧得珠,已积二十余颗矣。”其人其事之凄惨,堪称徽商妇独守空房、艰难度日之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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