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O:10.3969/J.ISSN.1674-1471.2011.04.004 中图分类号：F306.4；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471(2011)04-0018-10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解析1927年至1949年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民国后期)中国农村社会的特征及合作社的发展情况。由于准备时间有限，将研究时间定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研究对象也限定于该政府所辖江苏、浙江两省，至于抗日战争后的动向仅作展望。 从研究中国农村及合作社的视角来看，斎藤仁的日本“自治村落”及“初期合作社”理论非常有价值[1]。斎藤将日本的封建村落定义为“拥有固定的领域和成员，对该领域及成员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并拥有独立财政权的组织”。他认为日本的近代村落源于这种封建制度下形成的“自治村落”，这种认识证明它本身是拥有某种公权力的村落社会。此外，日本的初期农协(1900年《产业组合法》颁布前后成立的合作社)多半是以这种村落为基础形成的部落合作社。斎藤的“自治村落”理论对日本初期合作社顺利发展的原因做出了有力的解释。从以“自治村落”为基础的日本初期合作社的发展进行比较的角度，本文深入研究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式初期合作社”。 石田浩和内山雅生对旧中国的农村社会做过实证性、理论性研究。石田虽然承认旧中国并不存在以公有土地为媒介的“村落共同体”，但仍认为互助关系是维持农业生产、农村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因此他提出了以人的联合为基础的“生活共同体”的存在。他还举出换工(劳动力的互换)、农具耕畜的共有共用、水利灌溉时的共同劳动，还有农民的互助金融机构钱会等作为这种“生活共同体”的实例[2]。另外，内山着眼于华北农村的看青、打更、搭套等共同劳动习惯，将这些“共同关系”定位为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基础[3]。 和石田、内山的研究不同，足立启二则明确地否定了旧中国农村社会的“共同体”性质。足立通过对欧洲、日本等的比较研究，否认了中国村落中“团体性”的存在，并认为农村的社会功能是由个人或者目的不同的任意团体所承担的。他还指出中国社会在向近代推移的过程中，任意团体的“自治”功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4]。笔者基本赞成足立的观点，中国的传统村落不能称之为“村落共同体”，且农村的“自治”功能并没有覆盖整个村落，不能称作是斎藤仁所定义的“自治村落”。在欠缺村落自治功能的中国，合作社的组织化过程中面临了哪些困难是问题的关键。此外，对南京政府时期合作社大量形成的机理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石田浩和内山雅生所指出的村落内部的互助关系、人的联合对合作社组织化的影响等研究问题的角度很重要。进一步说，即使缺少“自治村落”，也有可能是行政权力从上自下强制普及了合作社，因此有必要探讨行政权力在农村社会应有的姿态。 南京政府时期的合作社研究也极具现代意义。现在，中国为将人民公社解体后分散的小农纳入市场经济体制并与之适应，正在向日本农协学习成立农民合作社[5]。中国有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形式上的合作社，但都不是农民自发组织的，属于官方组织[6]。现在成立的农民合作社与人民公社不同，是以小农为前提的农民组织化的摸索，南京政府时期的动向可以定位于其前期发展史。 一、合作社政策推进主体的形成与地域社会 (一)中国合作学社与合作社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农村合作事业是由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等民间团体开展的。中央政府、省政府等行政机关也积极推进合作社的组织化，尤其是南京政府所辖江苏、浙江省以及“剿共”地区江西、湖北、湖南等地行政机关的支持政策是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中央、地方政府的合作社政策的制定产生巨大影响的团体，就是合作社学术研究组织中国合作学社。 中国合作学社的核心人物曾是复旦大学平民学社的成员。这些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的复旦大学学生们，开始了宣扬平民主义的实践活动。他们组织了以提高劳动大众地位为目的的平民周刊社，发行了机关报纸《平民》，旨在推动对劳动人民的启蒙和教育普及活动。此后，平民周刊社受提倡合作主义的教师薛仙舟的影响，转变成提倡合作主义的团体，改组为平民学社。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国民党实力派陈果夫的领导下，平民学社成员再次聚集，并于1928年12月成立了中国合作学社。 王世颖、寿勉成、陈仲明三人是中国合作学社的核心人物，具体负责研究、教育、实务方面工作。南京政府时期，他们在中央政治学校(国民党及政府官僚培训机构)培养合作人才的同时，作为江苏、浙江的合作事业行政负责人对合作社进行了指导。抗战后，他们分别担任了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央合作金库总经理、全国合作社物品供销处总经理等负责合作事业的行政职位。 中国合作学社的政治支柱陈果夫主张：“合作制度，是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两端中间的一条中庸大道，它调和着公利及私利，公有和私有，公营和私营，而且具有计划统制之长，而无其短，所以是实行三民主义社会经济建设的康庄大道”[7]。对陈果夫来说，合作社是实现三民主义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调和资本主义产生的阶级对立，对抗共产主义的有力手段。因此，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社政策提出了保护佃农贫农免受地主、商人、高利贷的残酷剥削，通过政府援助和自我努力提高经济地位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