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曾国藩自道光二十年初(1840)至咸丰二年(1852年)七月均供职于北京，由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七迁为兼属五部的侍郎，完整经历了京官生活的下层、中层、上层阶段，且日记、家书、亲笔账簿中留有相当多的经济生活资料。因此，他是比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所选取的名士李慈铭更为典型的京官个案①。本文就以曾国藩为切入点，对道咸年间京官经济生活的具体状况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道光二十一年左右曾国藩的生活水平 曾国藩道光二十年初由湖南返回北京，被授为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这是他京官生涯的正式起点。 曾国藩翰林生涯的经济状况始终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窘”。道光十九年十月曾国藩进京为官前，曾专门去看望几位母舅。当时他的大舅已年过花甲，却“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曾国藩不觉“为恻然者久之”。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时，向他预约工作说：“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②然而，极重亲情的曾国藩当官已经好几年，却没有余力周济他们。五年后江永燕贫病而死，没沾到外甥一点光。 解剖曾国藩这个典型，我们对清代京官俸禄之薄可以有一个具体的了解。曾国藩这样的七品京官年俸45两。从乾隆元年起，京员例支双俸。此外“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还有45斛(22.5石)“禄米”③。这就是他的全部收入来源。以1石粮食值1两5钱4分银子④计算，数项相加，不过124两6钱5分。 正如张德昌的分析，京官生活开支巨大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必须讲究排场。因为《湘乡曾氏文献》中存有辛丑年(道光二十一年)完整账簿，所以我们以道光二十一年为重点，从衣食住行几项来观察一下曾国藩的支出情况。 曾国藩在京期间的一个主要支出项目为房租。身为朝廷命官，住宅须配得上官制威仪。所以京官们虽然穷困潦倒，却多租住大宅，讲求宏敞气派。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曾国藩搬到绳匠胡同，房十八间。“每月房租京钱二十千文。”20千文约合13两3钱3分白银。如此算来，则一年房租就要160两银子，用去全部薪水还不够。⑤ 另一项最重大的花费就是社交应酬。正如张德昌所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以此作为最重要的社交方式。曾国藩生性喜交游，也有意识地将结交良友作为在士林中树立自己良好形象的途径之一。查其日记，几乎无日没有朋僚往来。根据《湘乡曾氏文献》中道光二十一年的账单，对曾国藩这一年的社交花费可以进行一个不完全的统计： 正月，团拜分赀二千文。黄矩卿赀分二千五百文。 二月，某友祖母去世，奠份一千文。…… 全年人情往来花费79两1钱6分，请客吃饭的支出则为31两4钱4分。 第三项较大的花销是衣服。 翰林们需要出入宫廷，衣服必须体面，方符国家体制。《湘乡曾氏文献》中有一篇账单，记载他入京之初拥有的衣服颇为华贵，仅帽子一项他就有大毛冬帽，小毛冬帽，大呢风帽，小毛小帽，皮风帽等11顶。衣服档次较入京前明显上升一大级。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所添制衣服不多。因为上一年刚入都时已经基本置齐。这一年他及家人购置衣服花费合计28两2钱7分。⑥ 除此之外，交通费压力也十分沉重。“一方面由于官场的风气，一方面由于地域广阔，所以京官出入一定要乘车”⑦。道光二十一年中，曾国藩此项全年花费为23两4钱9分。⑧ 除此之外，身为士人，文化消费自然不少。比如这一年购买《斯文精萃》等书多种，共花费42两5钱3分。 曾国藩到京不久，夫人也北上入都，仆人工资，生活日用，也是不小的支出。道光二十一年他交付仆人荆七用于日常花费平均每月20千535文⑨。全年生活日用(包括仆人工资)花掉177两9钱7分(当年因闰月，共13个月)。 由表1可见，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衣食住行及文化消费各项，共花费458两1钱9分，其中最大的支出是基本生活支出，其次是住房和社交。这种支出结构与李慈铭略有不同。 李慈铭京官生涯中比较典型的一年是光绪九年。在此之前，他以捐纳“分发户部学习行走”，并无正式薪俸可领。光绪六年他中进士后，“以户部郎中原资即用”，才有资格领取五品半俸。据《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中所列资料重新计算，他光绪九年的支出结构如表2。合计854.91两，比曾国藩多出396.72两，是曾国藩支出的1.87倍。这一年李慈铭虽然已经是五品户部郎中，但因俸禄不能全额发放，正式薪俸收入尚没有曾国藩高，但其消费却远高于曾国藩。细考李慈铭的住房、用车两项支出与曾国藩基本相当，但日常生活支出是曾国藩的1.19倍。如果将衣服列入生活支出，则更高达2.26倍。同时，李慈铭用于声色的支出在其支出结构中占比较大。他沉溺于“酒食征逐”，“游逛郊外名寺，笺如歌郎行乐”⑩，其冶游宴饮听戏支出是曾国藩宴饮支出的6.06倍。相反，虽然以文学著名，但李慈铭的文化消费却远较曾国藩为少，仅为曾国藩的34.68%。由此可见，李慈铭的生活远比曾国藩奢侈。李慈铭代表了大部分随波逐流的中低层京官的生活状态，而曾国藩则是小部分刻苦砥砺者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