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12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11)23-0140-04 一、近现代经济研究中需求导向思潮的变迁 生产导向或者说供给导向是古典经济学最为显著的特征，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则是其奉行的教条。其后的一百多年间这种导向始终占据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地位，直到1890年近代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问世。在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内，需求和供给被做了平行处理，二者分别构成其核心内容——价值论的两翼，这表明研究的重心开始从生产偏向需求。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以后兴起的凯恩斯革命，彻底地完成了这种转变，凯恩斯定律完全颠覆了萨伊定律，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渐趋发展，从此确立了需求决定论的主导地位。此后经济学中的需求导向思潮延续不绝。二战以后，无论是新古典综合派，还是新凯恩斯主义，无论是制度经济学，还是新经济史学，都沿袭并推动了需求导向思潮的进一步深入。西方经济史学界兴起的“贸易根源说”，又称“贸易推进说”或“商业化模式”则鲜明地表示西方世界的兴起关键在于贸易推进与市场扩展。奇波拉可以称得上坚持需求导向的典范。他主编的《欧洲经济史》对中世纪以来每个经济发展阶段的分析都是从总需求开始。需求导向思潮的兴起与发展，不仅扩大了经济史的研究视野，而且标志着经济研究中对经济增长本源的探析愈加深入。 二、总需求增长缓慢是近代中国工业化不发展的重要约束 总需求是近代中国工业化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下面对1887年至1936年间近代中国的总需求情况予以考察。因为消费需求是总需求的主要组成部分，对总需求变动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在本考察期内，尽管消费需求的比重由1887年的95.5%下降到1936年的90.2%，[1]338但消费需求始终占总需求的绝大比重。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以消费需求代表总需求是可行的，也是有说服力的。 中国自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消费需求变动的总趋势是不断上升的。名义国民消费需求总额由1887年的43.98亿元，增加为1936年的322.13亿元，49年间增加6.3倍，年均增加值为5.67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4.1%。若以1933年可比价格计算，1936年比1887年增加147.86亿元，49年中增加1.1倍，年平均递增1.55%。[2]24 近代中国人均国民消费需求额也呈现出逐步上升态势，名义人均国民消费额，1887年为11.65亿元，1936年增加到63.07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3.5%。若以1933年可比价格计算，1936年比1887年增加57%，年均递增0.92%。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国民消费总额和人均消费额都呈上升趋势，但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这种上升并非是直线运动，而是具有周期性波动特征。国民消费需求总额在1887-1917年的30年期间，几乎没有增长，人均国民消费需求反而年平均减少0.16元，年增长率为-0.5%。1917-1936年的19年中，国民消费需求总额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平均每年递增7.76亿元，年增长率将近4%，人均消费需求年均增加1.30元，年均增长3.2%。[3]329二是总需求增长缓慢，属于低水平上升。19世纪80年代中国人均消费额为30元有余，至20世纪10年代略降至30元，而到20年代也不过45元，到了30年代，1931-1936年间人均消费额略升至54元。[2]25 如果再与同期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增长之缓慢就显得更加明显。前面分析指出，中国1887-1936年间人均消费需求增长率年均递增0.92%(以1933年不变价格计算)，而同期发达国家的情况是：美国(1889-1948)为2.1%，瑞典(1882-1948)为2.3%，加拿大(1870-1930)为1.3%，德国(1851-1931)为1.4%，英国(1880-1939)为0.8%，挪威(1865-1930)为0.9%，日本(1889-1938)为1.5%。[3]338从整体上看，该时期中国国民消费需求增长率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处于中下水平。 中日两国工业化几乎同时起步，历史背景、起始条件相近，更具有可比性。日本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近代化开始启动以后至20世纪40年代，国民消费需求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1885-1940年的55年间，名义国民消费需求总额由1885年的6.52亿日元，增加到1940年的202.9亿日元，55年间增加了30多倍，年均增加值为3.57亿日元，年均增长率高达6.45%。若以1934-1936年可比价格计算，1940年比1885年增加了101.05亿日元，55年中增加了3.07倍，年均增加值1.84亿日元，年均递增率2.59%。[4]41无论是消费需求总额还是消费需求增长率都大大高于近代中国。从长期趋势图上看，日本国民消费需求曲线起点值较大且斜率较中国更陡一些，说明近代日本消费需求是在起点较高的基础上保持了快速、持续和稳定的增长态势。就在同期，中日两国工业化差距拉开，这种吻合应该说不是偶然的。总之，由于消费需求从而总需求增长缓慢，所以给中国近代工业化提供的动力就不足够强大，形成了近代工业化不发展的重要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