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12-0001-10 澳门占地仅20多平方公里，曾有澳门乡之称。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蕞尔半岛，却创造了影响近代世界进程的大历史。她是16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远东地区最繁盛的贸易中转口岸，吸引了亚洲、欧洲及美洲数十个国家的商贾、教士及移民停留与居住，是东西方各种宗教文化交汇碰撞之地。有学者将澳门喻为“世界型的土地与海洋”，[1](P135)这一比喻准确地道出了澳门独特、鲜明的历史文化特色，凸现了澳门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确实，澳门狭小的空域连接着宏大的全球历史，独特的文化蕴藏着深厚的文明积累，这是澳门贡献给中国和世界的学术财富。对这一财富的挖掘阐释，使之形成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有重要价值的知识体系，是建构中的澳门学面临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一、学术基础 澳门学是由来已久的澳门研究的必然发展。作为澳门学的学术基础，澳门研究从一开始就透溢着中国政治历史乃至全球化文化交流的宏观因素，这种关于澳门学的学术原生态决定了澳门学从最初产生之际就越出了澳门自身的内涵，蕴含着中国历史乃至全球历史的诸多深刻命题。 葡萄牙人在明朝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即开始进入澳门，并将澳门作为临时贸易据点，从嘉靖三十六年开始，葡萄牙人已经正式定居澳门，并在澳门建屋筑城，尚未对明朝构成隐患。清朝建立后，澳门归顺清朝，不久，清朝开始了围困台湾郑氏的迁海行动，并将澳门列入议迁之列。此时澳门葡萄牙人十分穷困，依靠康熙的开海恩例得以维持生活，康熙亦希望借助澳门获得西方的资讯和舶来品，[2][3](P86、170-171)澳门葡萄牙人得以承袭旧制，故与清廷相安无事。因此，终明一代，直至清康熙朝，澳门问题始终没有被提到军国大事的高度予以认识，也没有出现对澳门问题展开认真研究的学者与著作。 澳门问题真正得到重视，始于雍正末至乾隆初期。从外部压力来看，国际形势的变化，英法、英西战争之火烧到了十字门海域，清廷对世界的认识以及来自西方的威胁逐渐加深，澳门也因此成为了解和接触西方世界的前沿，[4][5](p222-224)同时成为防范英、法、西等国海上力量的屏障。从内部因素来看，1692年康熙颁布容教令，大批西洋传教士以合法的身份通过澳门进入中国，除葡萄牙传教士外，最主要的就是西班牙和法国的传教士。澳门成为天主教传入中国的根据地和中转站。乾隆即位以后，面对澳门作为外国传教士主要集散地这一事实，加强对澳门的管治便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一时期清廷重要的方略。为此，清政府对澳门采取了一系列管治措施：在政治上，在前山设澳门同知、县丞进驻望厦；在司法上，定《管理澳夷章程》；在经济上，定澳门额船。随着清王朝对澳门问题的重视，一批研究澳门的著作开始出现，暴煜所修《香山县志》，辟专章研究澳门，张甄陶著有《澳门图说》等3篇长文，乾隆十六年(1751年)，印光任、张汝霖完成了第一部对澳门展开全面研究的著作——《澳门记略》。该书从多角度对澳门的历史、地理、民族、人口、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宗教、风俗及语言展开全方位的研究，并以澳门为立足点，以澳门与中国内地及欧、亚、美洲的关系为连接线全面展开，对当时澳门所有重大问题都给予了关注，不仅有相当篇幅对土生葡人的服饰、饮食、宗教、住宅、习惯、甚至语言均进行相当深入的研究，还涉及澳门的建筑、音乐、美术、动植物等。毫无疑问，《澳门记略》是一部中国学者对澳门早期认识的百科全书，也可以说是澳门学之嚆矢。 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西方学者亦开始对澳门予以关注。1810年，葡萄牙人帮助清政府剿灭华南海盗后，先后向清政府提出了“九请”、“十七请”，其根本问题就是要解决葡人在澳门的主权问题，但始终未获清政府允许。[6](P414、418)[7](P551-555)[8](P32、37)于是，葡国学者为论证葡萄牙在澳门的主权问题展开了各方面的研究，出现了一批研究著作：萨赖瓦(Joaquim de Sousa Saraiva)主教有关澳门问题的手稿(1806-1814年)、弗雷塔斯(José de Aquino Guimaraês e Freitas)炮兵上校的《名城澳门史实记录》(1828年，西方学者第一部研究澳门的著作)、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的《早期澳门史》(1832年)、圣塔伦子爵(Visconde de Santarém)的《关于澳门居留地备忘录》(1845年)、桑帕约(Manuel de Castro Sampaio)的《澳门的华人》(1867年)、庇利喇(António Feliciano Marques Pereira)的《澳门大事记》、《澳门的中国海关》(1870年)、费尔南德斯(José Gabriel Fernandes)的《澳门历史札记》(1883年)、弗兰萨(Bento da Fran
a)的《澳门历史补遗》(1888年)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日本也出现了第一部澳门研究著作，即近藤守重的《阿妈港纪略》(1805-1816年)。这些著作虽然带着明显的西方立场，但不失为澳门研究的他山之石，使得澳门学在客观上较早地进入了全球史研究视野。 从20世纪开始，澳门研究获得了更为普遍的关注，逐渐成为汉学研究中颇为热门的领域，一批著名的海外汉学家纷纷投入到澳门研究中来，如徐萨斯(Montalto de Jesus)、伯希和(P.Pelliot)、博克塞(C.R.Boxer)、白乐嘉(J.M.Braga)、藤田丰八、岡本良知、松田毅一、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潘日明(Benjamin António Videira Pires)等，中国学者张维华、梁嘉彬、戴裔煊、罗香林、朱杰勤、全汉异等亦投身其中，使澳门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澳门回归的政治效应，以历史研究为中心的澳门研究骤然演变成中国学术界乃至国际学术界的显学。一方面，澳门研究队伍出现了大规模扩张；另一方面，涌现出繁杂而数量空前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澳门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中外学者对澳门文献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出版做了十分重要的初期准备，而且在利用新发掘的档案、文献资料而完成的研究成果中，明显具有很大的创新性，更为可喜的是，澳门研究已从过去单一的历史研究走向了多学科研究，范围涉及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宗教、教育、民族、社会、语言、医疗、体育、美术、音乐等领域，亦出现了一批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影响力的杰出学者和重要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