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1)06-0066-09 儒学在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曾经经历了一个稳定而普遍的发展时期。国民党当局将儒学中的一些伦理纲常作为巩固统治的思想武器，在“反共复国”纲领中杂糅进儒学思想中的伦常观念，儒学在一段时间里甚至被理解成提供意识形态选择的一种路径，与台湾当时的官方哲学一起，成为台湾意识形态领域的两大思想支柱。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台湾的儒学发展又经历了一个新的重建与复兴的机会。面对台湾社会在经历现代化以及后工业社会的大踏步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带有明确儒家文化特点的“台湾经验”，许多台湾学者在深入思考和把握传统儒家思想及战后新儒学关于儒家思想现代诠释之余，逐渐要求儒学精神进一步在台湾社会实践中发挥其思想资源的优势。在这一过程中，儒学更多地致力于从古典儒学与现代西方各种思潮的反思中，完成从被动到自觉的思想转型。 一、传统儒学、新儒学与当代台湾社会 儒学自明代末期传入台湾以后，就一直对现实生活不间断地产生着文化层面的巨大影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台湾社会经历了由日本占领回归祖国不久，又因国民党战败退踞台湾而导致与中国大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隔离状态，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特殊历史阶段，也并没有改变儒学与台湾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基本上是透过两种途径：一方面是战后来自国民党当局所大力推展的反映一定统治意图的“官方儒学”，这种情形下的儒学经过了高度选择性的诠释，主要是为支持统治的政治合法性而提供传统文化的基础，它基本上依靠当局政府的宣教渠道和明确的推广政策而得以保持自身的影响力，因此使儒学的传播具有一种严密的制度上的保证；另一方面是由没有任何官方色彩的知识分子所诠释的“民间儒学”，它完全致力于对儒家的观念体系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研究与探讨，而不把这种研究与探讨看成是传达权力阶层意志的一种特殊途径。这方面的儒学研究代表主要是台湾的新儒家，他们更多的是强调儒家的批判性。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民间儒学”在台湾社会的影响力远不如“官方儒学”。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的正相反对，至少儒学研究的这两个派系都希望从这个最传统的领域通过运用综合的诠释方法，走出全新的能够跨越经学、哲学、思想史的多元研究方向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过。 虽然“官方儒学”在台湾因为文化政策层面的缘故，一度占据着文化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其代价是由于担当着“国家政治目标”支持者的角色而不可避免地不断被工具化。尽管这种被工具化现象可能只是儒学思想在特定时空里存在和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然而也正是在这种被工具化过程中，传统儒学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观念的核心内容逐渐失去其主体性。与此同时，走融会中西思想之道路并自视为民族文化薪火传承的一线命脉的台湾新儒家，则始终自由地活跃于学术舞台之上。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作为现代新儒家第一代人物的熊十力、梁漱溟、贺麟等，他们一开始就坚持中国的未来应以先秦儒家精神为根基，进而接续宋明儒家心性义理之学，最终在吸收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基础上，谋求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地位。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第二代人物，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张君劢等，在上世纪50年代初由大陆转移到台湾、香港等地后，也一直坚持认为儒家思想不仅是一个终极关怀的问题，而且仍然具有整合世界的意义。在他们看来，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背离，以及因为种种文化思潮的冲击影响而产生的分裂、对抗、非理性等等，都只具有主观上的意义，只是由于观念上的矛盾和混乱引起的。因此，牟宗三把自己哲学的最后取向归结为“圆教”与“圆善”，而实现这一观念的路径便是进行中西思想融会的学术工作。这种强调中西学术兼容的观点，被认为是当代台湾及海外其他新儒家区别于传统儒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如果说，这一时期的台湾新儒家学者仍然执著于在精神领域探寻或创立一种绝对圆满的思想体系的话，那么上世纪80年代之后台湾儒学界的学术论争又有了另一种新的期许。他们开始更多地强调以深邃的、异见寻常的哲学洞见，去捕捉时代发展的内在精神与核心问题，从而将人的精神视野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一些学者开始普遍地用“思想资源”一语来表述儒家思想与现实精神生活的关系。这一点与他们的老师牟宗三、唐君毅等人的思想观点不同，在他们的老师看来，儒家所扮演的角色绝不只是“思想资源”，而是“精神世界”，因为前者是可分的、多元的，是可以经由主体的选择与发掘而表现不同的；后者则是整体的、统一的，直接与主体存在相呼应。 在这方面，台湾新一代的儒学学者不再幻想儒家的理论学说能够为现实社会的发展提供某种理想的蓝图，它更多的只能作为一种思想资源融入多元化的格局之中。也就是说，不得不正视传统儒学将注定消失于教育体制和知识学科化的现代学术体系之中的现实。这种被彻底置换了西方化学术坐标的状况，正毫无退让地限制着儒学话语的复记和观念碎片的拼接，从根本上改变了儒学的命运。这种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要求新一代儒学学者不得不具备更客观的视角，正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表现出更为鲜明的问题意识，更加着眼于思考人类在现当代社会所遭遇到的普遍性问题，而不再企求建立某种终极的判教系统和形上体系。 此外，与大陆许多文化学者一样，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台湾许多学者也把中国长期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儒家思想的政治化。这一观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似乎是一种发人深省的文化激进主义批判态度，但在中国社会经历数十年的现代发展之后，如果批判的眼光仍然停留在这一判断基础之上，就不能不说是一种过分简单和片面的思想了。况且从实际上分析，战后国民党虽然重视和维护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蒋介石本人亦在建立三民主义和儒学的联系方面不遗余力，甚至将三民主义看做是儒家道统的现代体现。但是，国民党意识形态中对儒家传统的认同，并不完全体现于国民党在台湾的各种政治设计中。事实上，儒家理想并没有成为国民党当局的理想，在当时实际的文化政策中，我们倒不如将这种儒家化的倾向看做是台湾社会向西方政治体制接近时所提供的增强凝聚力的一种道德因素。同样，即使是在国民党尽力强调三民主义与儒学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情况下，虽然在台湾儒学界亦培养了一些御用文人，但是，儒学在整体上所发生的转变依然不是很大的，包括一些著名的新儒家学者虽然从未与政治权势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违抗，但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不依附政治权势的特性。这也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这种客观上儒学不断趋于边缘的格局下，比较消极地经常选择远避香港的置身事外的应对方式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