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前半句人们谈论较多，已成共识；具有反向思维特征的后半句则是一崭新提法，意义十分重大，特别将对自豪于本乡本土文化的台湾同胞产生良好的影响和巨大感召力，值得我们给予特别的关注和彰扬。 一、胡锦涛科学论断提出的缘由与内涵 “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这一科学论断能够成立的缘由以及它的具体内容，可由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台湾文化是“多元一体”中华文化中的特殊一“元”。人们常用“多元一体”来概括中华文化的形态特征。一方面，中华文化是由数十个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融汇而成的；另一方面，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气候风土各殊，即使同为汉族，不同地域的文化也会有其差异和特色。中华文化的“一体”体现于它具有共同的、相对稳定的文化核心；而它的“多元”却能使中华文化显得格外的丰富多彩，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态。在这一问题上，共性和个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表现得最为明显。历史上能够代表中华文化之核心或菁华的事物，几乎都是从地方走向全国，如儒家思想发源于齐鲁大地上；现有“国剧”之称的京剧，原来也只是安徽等地的地方剧种；即如汉语普通话，其基础也是以北京话为标准音的北方方言，其他各地的方言则不断为其补充生动活泼的因素，使之生生不息。可以说，如果只有“正宗”而没有“旁支”，只有“肢干”而没有“血肉”，只有概念而没有细节，只有“大传统”而没有“小传统”，中华文化必将枯萎，失去其蓬勃生机和永生不息的生命力。 处于中国东南海疆的台湾，其文化正是这“多元一体”中的较为特殊的一“元”。台湾居民中的大多数是明清时代闽粤汉族移民及其后代，而台湾的政经文教体制也是按照大陆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这决定了台湾文化核心价值，是与大陆各区域文化“一体”的。但台湾有其特定的地理环境，有其从中华文化的地域形态——闽粤文化中带来而又与本地地理人文环境相结合而有所变化发展的特殊风土民情；加上台湾特殊的历史际遇，包括历史上曾遭受异族殖民入侵以及1949年以后的两岸分离隔绝状态，这都使得台湾的文化具有个性鲜明的地域特色。然而这并没有使台湾文化逸出中华文化的范畴之外，“台湾文化”或“闽台文化”正如广西文化、云南文化、山西文化等省区文化或吴越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等区域文化一样，由于其血缘、历史、语言等原因特别是所具有的共同的文化核心，分别成为“中华文化”这一整体中的一分子。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台湾较早较多地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其实大陆也有类似的情景，如十里洋场的上海，大连、青岛等沿海城市，与日本、俄罗斯邻近的东北三省等，也都曾经遭遇外来势力的入侵乃至沦为殖民地，也接受了较多的外来文化的吹袭。然而，这并未使它们背离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因此也并未脱离中华文化之整体。台湾的情形也是如此。 (二)汇聚全国各地域文化并激荡出新的创造力。1949年后成百万大陆人士随着国民党退居台湾，他们“随身”带来了大陆各地区的文化，这使台湾成为汇集全国各地域文化最丰富最完全的地区。这些不同的地域文化相互碰撞和融汇，互通与互补，必然激荡出丰沛的想象力和新的创造灵感。比如饮食方面，在台北街头可看到山东的馒头，北方的水饺，江南的各种精巧米食和小吃，麻辣俱全的四川菜等等，牛肉面更是四川人士因割舍不了的原乡嗜辣口味而创造出来的美食新品种。又如在文学创作上，当不同省籍的作家拿起笔杆，抒写他们过往的经验和原乡的种种记忆，也就自然而然地将全中国各地的乡土地域文化带入了台湾文学之中，如朱西宁之于齐鲁文化，司马中原之于两淮文化，於梨华、琦君之于吴越文化，罗兰之于燕赵文化，席慕蓉之于蒙古文化，田原、梅济民之于东北文化，聂华苓之于荆楚文化，陈义芝之于巴蜀文化，谢冰莹之于湘楚文化，苏雪林之于徽州文化，林海音之于北京文化，白先勇之于桂北、南京、上海文化……台湾文学也就成为包含最丰富的多元地域文化色彩的文学板块。当这些不同特色的地域文化相互激荡，更产生出包含丰富文化意蕴的优秀作品。这种现象在整个中文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堪称台湾文学最值得骄傲的宝贵资产之一。仅此，台湾文学就已为中国文学提供了绝无仅有的特殊经验，也可说为丰富中国文学整体作出了贡献。 如果将视线再扩大一点，可发现大陆人员的大量流入，使台湾汇聚了各方面的宝贵人才，这对台湾经济、文化的较快发展，居功厥伟。如李国鼎等来自江浙一带的经济长才对台湾的经济起飞作出了杰出贡献；来自湖北的徐复观、殷海光等台湾新儒家或自由主义思潮的领军人物的成就无疑也是对中华文化的丰富。 (三)“现代化”进度的时间差累积的经验和教训。1950年以后，在冷战和内战的交叠结构下，暂时分离的两岸却得以同时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上，进行着走向现代化的不同和相同尝试。由于种种原因，两岸在“现代化”进度上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台湾经济起飞后，这一时间差拉大，大陆改革开放后则呈现日渐缩小的趋势)，尤其是在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上，台湾累积了许多可供大陆吸取的经验和教训。例如，台湾对于生态环保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时相关报道和讨论充斥于报刊媒体。与此对应的时段，大陆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大多数人对于“环境污染”等概念闻所未闻。试想当时如能从台湾“经济起飞”所造成的环境生态破坏的教训中得到启示和警戒，或许大陆本身的生态环保问题就能早一些引起关注，减少一些遗憾。即便到了今日，台湾在应对环境污染方面的观念、措施和技术，也有值得大陆关注或择用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