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彩业开放以前，澳门社会虽然在有些年份(如1966-1967年、1996年)出现比较明显的社会冲突，但在多方共同努力下都很快恢复平静。20世纪下半叶，虽然外部世界变化急剧，澳门却能够基本上处于稳定的状态，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澳门社会的基本利益结构没有发生剧烈的改变。博彩业开放与“港澳自由行”计划相配合，大幅度促进了澳门经济增长，财富效应显著。博彩业开放对经济的积极作用是显著的和值得肯定的。本文要关注和讨论的是，博彩业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引起了原有社会利益结构格局的急剧改变，这种改变对长期保持社团力量平衡和少数精英控制的澳门社会的影响将是巨大而深刻的，从近5年的种种事件中已能够看到巨变初起的迹象。 一、博彩业开放前澳门社会利益结构的特征 澳门于1999年底回归祖国，博彩业于2002年开放，两者时间接近。因此我们讨论博彩业开放前澳门的社会利益结构，其实也是在讨论回归前澳门的社会利益结构。两者最显著的不同在于，回归后华洋之间利益分配差距逐渐退隐，而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差距逐渐显现。 (一)社会分配和再分配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华洋族群之间 回归前澳门长期处于华洋分治状态。与港英政府不同，非殖民化过程在澳门开始较晚，澳门政府并未大量吸纳华人精英参与施政，而是与之保持距离，同时策略性地维持协商与合作的关系，因此华洋族群所谓势力范围在澳门社会中一直泾渭分明；至1991年政府科级以上的职位半数由葡国人担任，司法、法律界的职位由外国人担任的比率更高；同时，不少外国商人借助殖民政府的权力，在澳门的金融业、房地产等领域占据优势。在博彩(独家)专营合约制之下，政府有限的公共财政收支主要用于政府行政费用和公务员系统的薪酬与福利，对社会大众的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的承担却很少。这样，回归前澳门社会分配和再分配的差距就主要体现在华洋族群之间，其主要标志是族群之间的冲突一直比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更强、更显著。澳门华人文学和舆论所表达出来的对洋人及土生葡人群体的负面情绪倾向就是一面折射镜。 (二)华人社会实施社团福利 在长期华洋分治的状态下，正式行政控制权和公共福利供给缺位，澳门华人组成了各种各样的社团组织，通过组织内部的资源流动和共享来实施会员福利(经济学称之为公共福利的“俱乐部”供给)，由此产生了不少子弟学校和工疗所。澳门人口50余万，社团数量逾2000个，社团密度之高世界少见。在社会组织的各种“拟政府”功能当中，以社会福利供给的功能最为突出。谭氏宗亲会和何氏宗亲会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了购置公共墓地、捐资助学、济贫等活动。澳门工联会、澳门中华总商会和街坊总会三大社团附设机构大多数为福利性的非营利机构，主要集中于教育、医疗、养老和小区服务中心。从名称来看，工联会所举办的项目最具团体成员福利性质——劳工子弟学校和工人医疗所。同样，中华总商会也为其会员提供多种商业利益或营商有利条件，使其会员数量迅速增加。①多种社团的成员还联合组织大型慈善机构如镜湖医院、同善堂等，如今其中的一些慈善机构或服务机构已经从其会员制的公共品供给方式转变为向全民提供服务的机构，并接受政府的资助和监管。澳门居民加入社团的比率较高，多重社团成员身份重叠的比率也较高。不但如此，商业网络也与社会、文化、政治网络交织。许多商业性社团的成员也是其他多种类别社团的成员，如崔德祺先生是澳门同善堂主席、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主席以及多个业余球会的会长，马万祺先生任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镜湖医院慈善会主席、中华教育会副会长以及一些球会、诗社的重要领导人。各类组织之间的执事“关联”，成功地实现了华人精英集团对华人社会的整体社会控制，社会结构的特征是权力和财富等资源通过社团内部自上而下流动，不同社会等级位置的人通过社团形成互相庇护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模糊了华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差距。 (三)社团结成利益庇护关系 博彩业开放之前，澳门劳动人口不足20万。政府和赌场是最大的雇主，两者正式雇佣劳动力合计在5万人以上，若把从事赌场相关活动的非正式就业也计算在内，则占总劳力近半。澳门的赌场主要依靠博彩中介人制度来盈利。博彩中介人中有两种最重要的角色：一是赌厅承包人，他们通过与博彩专营企业确立转码承包额及码佣和收入分成等条款，承包赌场开设的赌厅；二是“叠码仔”，服务于特定的赌厅(但不存在雇佣关系)，专门为赌客提供导游、交通、住宿、换筹码、收账等“一条龙”服务。②在澳门赌场的实际运作中，博彩经营企业、赌厅承包人、叠码仔之间结成三级(泥码)促销关系。为了保障客源，赌厅承包人需要与更多叠码仔建立稳定关系，而叠码仔为了保证能够招揽到客人、保证“一条龙”服务畅顺也需要发展更多的下属代理人，因此三级促销关系就构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链条。三级促销关系的维系除了码佣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机制是借贷，赌场把泥码借给赌厅，赌厅又把泥码借给叠码仔，叠码仔再借给赌客。也就是说，前往澳门赌场的大赌客通常不需带备赌资，而是用叠码仔所借的泥码进行赌博，事后结账。这样，收债就成为整个博彩业运作中最重要的环节，如果收债失败，三级借贷就变成各级都需要承担的“不良资产”。因此，叠码仔通常还需要雇佣代理人负责收债③，叠码仔层次以下就形成了更为庞大的代理人利益关系网络。赌厅承包者、叠码仔及其下属代理人组成的整个中介人体系只是博彩企业内部的一种制度安排，而不是一种能够公开订立的市场契约，其中的秩序稳定和权责履行只能依靠“关系信用”以及个人之间的互相忠诚，而不能依靠法律保障，因此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控制非常重要。曾经有段时间，澳门分析者认为赌厅承包人和叠码仔组成的非正式群体当中，有些直接就是黑社会组织。澳门博彩业开放之以前，只有一个企业能够获得专营权，从20世纪60年代至开放前近40年期间，这个专营权一直由澳门娱乐公司获得，博彩中介人制度所包含的所有制度安排和机制要素等都由同一家企业与相关利益群体谈判生成。虽然码佣的金额一直都比较庞大，包括高利贷在内的赌场边缘利益也不少，理应会吸引不少群体参与竞争，但是40年来基本不变的整体环境使各利益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互相控制容易形成并延续下去。 二、博彩业开放引起的澳门社会利益格局改变 博彩业开放带来了整体环境的根本改变。博彩业引致的财富效应激增，引起了更加大量的社会资源参与；同时，博彩业专营由一家企业变为六家企业，内部竞争日趋剧烈，围绕赌场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原有社团利益庇护关系逐渐分离断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