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记者无国界组织”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称，台湾地区的新闻自由超越了美国和日本。①追溯台湾新闻变迁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不同时期其自由的状况及其表现形态差异很大。本文从戒严统治时期、解严后及政党轮替后三个不同的时期，梳理了台湾新闻的历史变迁，并探讨其现实困境的成因，以期为理解台湾新闻开放的历史与审视其现状提供理性指导。 一、极权统治时期的台湾新闻 极权统治时期，台湾新闻丧失了“第四权”的本义，仅仅作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而存在，言论、新闻自由成了虚无的镜花水月。 (一)“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新闻自由无法伸张。台湾“宪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出版之自由。”其中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概念表明“宪法”保障“新闻自由”，然而在解严前，台湾新闻自由仅仅作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而存在，新闻自由无法得到伸张。戒严统治时期，为有效地控制当时社会和民众，国民党政府不仅施行“限张、限纸、限证、限价、限印”一报五禁的“报禁”，进行文化清洁运动对新闻进行严密管制，还实施了《战时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载事项(通称〈九项禁令〉)》、《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出版法》等一系列严苛的法令，“其中以1958年，‘立法院’密审议第五次出版法修正案，赋予行政机关可以不经司法审判，对报刊警告，罚款，停止发行，撤销登记等处分之权利，对新闻自由带来很大伤害。”②出版法一直是钳制台湾新闻自由最主要的法律，直到1998年，出版法才得以正式废除。在威权体制下，“新闻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极不平等，国民党威权政府从上而下的控制新闻媒体，让新闻事业发展过程倍极艰辛。”③虽有“宪法”保证言论、出版自由为基本权利，但在当时政府不仅以政策、法令规定媒体的目标、任务，介入媒介管理，而且还制定了媒体审查制度；军事单位还介入到媒体检查工作中，对新闻媒体实行严厉的事前请示、事后检查制度，更有党部组织对新闻机构进行严密的监控，新闻自由成了镜花水月，遥不可及。 (二)新闻媒体沦为极权统治“侍从”。对于新闻事业的所谓“反动言论”，国民党统治机器有许多制约的法宝，最直接有效的就是查禁、停刊、撤销登记，甚至逮捕负责人与撰文者。④国民党政府一面操控、镇压大众媒体，另一方面又利用媒体向人们塑造特定的意识形态，为民众建构特定的世界观，企图让人们接受权威统治，放弃抗争，并将权威控制视为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 为了让新闻媒体俯首称臣，成为极权政府的“侍从”，国民党政府对媒体“不同声音”进行打压迫害。当局根据尚未公布的《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条文，勒令言论最尖锐的《公论报》停刊三天，首开台湾政治迫害新闻自由先例。此后，查封《天南日报》、《中国时报》、《民族报》、及《民众日报》停刊、三次叫停《自立晚报》、《经济日报》休刊，各报均遭不测；国民党还制造了刘自然事件、白克案、船长事件以及电台总经理刘晋钰案等传播界层出不穷的文字狱，制造了传播、文化界的“白色恐怖”。 另一方面，极权政府对从事媒体事业人员进行辅助、奖励和优待，以收买人心，让新闻工作者在恩威并用的国家机器面前低头。政府对媒体的辅助、奖励与优待，散见于出版法与出版法施行细则第三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条，以及邮政法、邮政规则、新闻电报规则等与其他的相关法规。具体做法有以下几方面⑤：配售食米、配售木材、申请外汇、办理新闻记者出国、新闻出版品传送优惠、交通优惠措施等六项。并通过暴力改组《公论报》、争夺《工人报》发行权、《联合报》退报运动等手段争取媒体，“国家不但透过报禁及如出版法、广电法、惩治叛乱条例在内的各种法令规章，限制媒体的发展，同时扮演媒体规范者与推动者的双重角色。一方面管制言论、规范媒体内容，另一方面，推行各种奖励措施使其顺从政府意志，更甚者，结合(国民)党、政、军三者力量，直接介入媒体经营或控制资本及人事决策权”⑥，以使媒体完全臣服为政府的传声筒。 (三)极权管制中的新闻：寻求正当化的传播途径。面对新闻自由备受管制、新闻媒体几乎丧失其社会功能的局面，新闻界只能在威权统治下积极寻求传播的正常渠道，为新闻自由的伸张而不懈的进行各种努力。 国民党政府威权时期制造文字狱和文字迫害事件，使得新闻界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其间最早与党国机器相异的声音来自对《杂志不得设记者》禁令的反对。这一不合理的禁令引发杂志业者与政府长期不休的争议，首开“异声”先河。“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屡次选派代表向“内政部”陈情，还在1969年2月4日以“国协字”第一五八号代电致“内政部”，请求“内政部”变更一六七九九号解释的《杂志不得设有记者》一令。1975年9月1日，“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还提出《杂志社记者问题之研究》的报告，从法理、事实和性质等三方面提出杂志应设立记者，却遭到新闻处更严厉的惩处。此场争议历时10年之久，1988年新闻局长邵玉铭才宣示“政府对杂志设立记者的管制，应依出版法规定办理，并应将新闻记者法与违反出版法之相关法令排除。”⑦该宣示为杂志设立记者带来了一线曙光。1991年，新闻局举行出版业的新闻联谊酒会，邵玉铭当面告知“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理事长，“杂志社不得设记者之禁令已解除”⑧。此举是台湾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的重要胜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