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的主因是经济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单人麟 江西医学院社科部

原文出处:
甘肃理论学刊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6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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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长征的原因,通常把它看成是第五次反“围剿”军事失利的结果。然而深究下去又可发现,当时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并未发生主力间的大规模决战,虽然红军处境不利,但主力尚在,战斗力犹存,仍是一支完整的军队。那么,导致红军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综合考察中央苏区的情况,我认为主因是经济问题。

      自中央苏区创建以来,如何保障红军给养一直是根据地党和红军领导人关注的大问题,每次军事行动前都要把筹措战费提到重要位置,战事一结束,立即在新区分兵筹款,这在三次反“围剿”战争中表现得最为充分。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力,红军的给养虽不宽裕,但也未出现大的问题。可惜这种状况未能继续下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控制苏区后,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错误使苏区由盛到衰,最终导致战争资源枯竭,红军失去立足之地。具体来说,其错误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左”倾的土地、经济政策使苏区工农业生产发展受到限制

      苏区土地革命的开展,使根据地和红军因此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也在反复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控制苏区后,却在苏区推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1933年又在苏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查田运动,造成了严重后果。其一,过分打击了地主富农,使地主生活上无出路,富农经济上无出路,这批人或逃往白区,或上山为匪,或在苏区内部破坏捣乱,影响了根据地的稳定。其二,扩大了打击面,造成群众的恐慌心理。有些地方混淆富农与中农的界限,将中农当富农对待。有的地方搞人人过关,按户按亩查田,甚至上查三代五代,使不少人害怕。有的中农要求改变成份以离富农远点,有的贫农怕被查成破产地主,惶惶不安。一些地区出现几百几千群众集体逃往白区的事件。其三,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土地一分再分,频繁变动,使农民对土地所有权产生怀疑,因而没有发展生产的长远计划,再加上中农利益经济受损,许多人担心努力生产会使自己上升为富农地主,于是有钱就吃穿,不想扩大生产。

      与此同时,工商业政策也有严重失误。“左”倾劳动政策将适用于大城市现代企业的8小时工作制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苏区推行,取消了私营企业的雇工自由,规定了过高的工资、劳保、福利条件,使原本规模有限的私有工商业不堪重负,不少企业只好关门歇业。在经营困难的条件下,税收却在提高,从1932年7月起,将商业税的起征点由200元降为100元,税率由2%提高到6%,而对商品售价则实行了严格的限价政策。此外,在打土豪筹款时往往侵犯私营工商业者的利益。上述做法对私营工商业打击很大,尽管到后来党和苏区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极“左”的经济政策作了某些纠正,但为时已晚,土地革命后期,苏区内私有工商业已基本绝迹。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里,建立安定巩固的后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经济,保障前方供给是关系到根据地和红军能否维持生存的大问题,我们的政策要围绕这个问题做文章。然而“左”倾领导人不是如此,他们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是片面的“阶级立场”,表面上看来非常重视工人阶级和贫雇农的利益,但“左”倾政策的施行并未给工农群众带来真正长远的利益,反而造成根据地内部动乱,工农业生产受到限制,并最终成为失去苏区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财政政策的失误导致苏区财政拮据,红军给养失去有力保障

      苏区财政最初是取之于敌,靠战争缴获和打土豪筹款来解决问题,稍后改为取之于敌为主,取之于民为辅,适量向群众征税。在苏区初创时期,采取上述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土豪总有打尽的时候,因此,建立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是苏区财政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在根据地巩固扩大时期,苏区财政转向取之于民为主,取之于敌为辅是不可避免的,这是财政政策的一大转折。然而“左”倾领导人在实现这个转折时,其指导思想是“进攻路线”,是为了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因此要红军专务打仗,不能因筹款而误了“进攻敌人”。而且他们采取的是没有思想准备、物质准备和过渡措施的休克疗法,于1932年上半年突然停止红军的筹款任务。此举一出,苏区原来的主要经济来源迅速减少,而政府的后勤保障系统尚未健全。时隔不久,给养问题就直接影响了红军行动。在红军日增,收入税减的情况下,苏区采取了提高税收以增加收入的办法,除前面讲过的提高商业税外,农业税田4担起征改为3担起征,大多数农民的税率增加4%,税负比原来增加1到2倍。这种方法虽然能增加收入,但也会增加农民和商人的负担,对发展农业和商业有不利影响。

      在想办法增加收入的同时,苏区还开展了反贪污浪费运动,统一全苏区财政,地方各级政府的收入除留用费外全部上交。对贪污浪费,虚报冒领的典型进行惩处,中央总务厅厅长赵宝成因此受撤销职务,罚苦工一年的处分。与此同时,各种节省运动也广泛开展起来,如1932年的节约经济运动,1933年军政机关的每人每天节省一个铜板伙食费运动,1934年军政机关的每人每天节省二两米运动,群众的节省三升米支援红军运动等。

      然而,在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长的情况下,为了筹措急剧增长的战争经费,不得不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1932年6月发行了短期战争公债60万元,同年11月又发行了第二期战争公债120万元,1933年7月,又发行了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与此同时,眼光“向石印机瞄准”的现象也逐步发展,原本信誉良好的苏区纸币,逐渐贬值,受到群众挤兑甚至拒用,为保留为数不多的硬通货,到1933年夏,只好停兑。到长征前夕,共发行了无物资和银元担保的纸币800万元,纸币几乎完全失去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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