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是中国近百年历史上的转折时期。在此期间，先后爆发了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和五四爱国救亡政治运动。近百年的中国革命，开始了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转变。多年来，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尤其是进步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专家学者发表了大量论著，取得了丰硕成果。众多论著，或从群体考察，或从个体研究，对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文化思想、政治活动及其历史作用，作了深入地探讨和评述。然而，社会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人的历史，而人在进行各种社会活动时，无不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所以本文仅就五四时期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心理活动之一——群体观念的形成、发展及对社会的影响试作阐述。 结成群体是人类极其普遍和极其重要的社会现象。群体性又称群聚性，是指任何个体都愿总与他人进行交际、结成团体的倾向。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时起，即显示出了封建时代任何阶级所不曾有过的群体意识。戊戊变法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知识分子曾大力鼓吹开学会，“合大群”以挽世变，在古老的专制国度里，出现了学会林立的政治奇景，在传播西方新的思想文化和增强维新变法组织力量方面，起了巨大作用。辛亥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推翻专制王朝、实现民主共和，也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组建过众多的革命团体，对封建王朝进行思想批判并开展了武装斗争。五四时期，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近代知识分子的队伍也空前壮大，他们的群体观念也空前强烈，从而，以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体，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许多城市，出现了学会、研究会等各种社团，据估计，多达三、四百个。 五四时期众多社团的出现，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是先进知识分子群体观念的具体体现，而先进知识分子的群体观念，又是社会现实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具体表现为： 第一，为挽救民族危亡而产生的群体观念。 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沙赫特认为：“恐惧与合群体是密切相关的”，“高度恐惧的人比低度恐惧的人更愿意合群。”[①]齐美尔也认为：“冲突、亲和以及利益是群众构成的基础。作为一种凝聚功能，冲突强化了群体聚合，即使得团体一致共同对敌，并赋于群体以共同的目的。”[②]五四时期，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和北洋军阀的卖国以及伴随而来的严重的民族危机，无疑给先进知识分子的心理造成了一种亡国灭种的恐惧感，也使得他们在心理上与北洋政府产生了严重冲突。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一致对敌，他们的群体观念以及群体行为便自然显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学生救国会和北京高师同言社的成立。 1918年2月，日本帝国主义诱迫北洋政府进行《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谈判，并于5月中旬正式签定，使中国丧失了大量主权。中国留日学生得知协定有关内容后，在东京举行集会和游行，对《协定》表示强烈抗议，遭日警方镇压后，纷纷罢课回国。5月21日，归国留学生与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两千余人发起了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请愿斗争。虽然请愿失败了，但通过这一事件，很多青年学生开始意识到结成群体的重要性。 据请愿的策划者许德珩回忆：“这次运动没有结果，但是学生们感到有组织起来之必要。”“北京一部分学生组织了学生救国会（最初的名称是学生爱国会）。参加的人不限于北京大学，有北京各学校的学生。暑假中，派出许德珩、易克嶷两人代表学生救国会南下联络，以通声气。我们先到天津，那里学生已经有了组织，开会欢迎我们。”“后又到济南、武汉、九江、南京，最后到达上海。他们同各地学生爱国运动的积极分子如恽代英（在武汉）、方志敏（在九江）、林祖烈（林伯渠之弟，在南京）、张闻天（在上海）等进行联络、商讨。经过这些活动，各地爱国学生纷纷加入了学生救国会。它几乎成为全国性的学生团体。”[③] 北京高师的刘熏宇也回忆说：“他们初步认识到两点：第一，就整个国家的情况说，在军阀的统治下，这种丧权辱国的事总还会不断地发生的。第二，事先没有准备，没有核心的组织，单靠临时由激于义愤组织起来的队伍是没有力量的。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和匡互生、周为群、杨明轩等就想成立一个小小的组织，这就产生了同言社。”[④] 第二，摄取新思潮的需要而产生的群体观念。 五四时期正是世界和中国剧烈变动的大时代。当时，随着中外文化接触交流机会的增多，西方资本主义各种思潮开始涌入中国，尤其是“自从欧战停后，世界潮流排山倒海直向东方而来，中国青年受此刺激，顿成一种不安之象。”[⑤]为了从汹涌东来的西方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中寻求拯救民族危亡的药方，先进知识分子成立的许多社团都以研究西方新思潮为宗旨。1919年7月浙江温州的永嘉新学会在成立时即认为：“现在欧战告终，世界的‘学术’和‘思想’变迁得很厉害，那‘风驰电掣’似的‘新潮流’早已飞渡太平洋到陈旧的中国了，若没有一个交换学识的机关，吾们的思想那里可以沟通，吾们的学术那里还能进步，所以本会成立的必要，非但是那天到会的人所同声主张的，并且是社会上一般心理所公认的。”[⑥]五四后期，北京大学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其摄取、研究新思潮的动机更加明确，正如其发起启事中所言：“马克斯学说在近代学术思想界的价值，用不着这里多说了。但是我们愿意研究的同志，现在大家都觉得有两层缺憾：（一）关于这类的著作博大渊深，便是他们德意志人对此尚且有‘皓首穷经’的感想，何况我们研究的时候更加上一重或二重文字上的障碍，不消说，单独研究是件比较不甚容易完成的事业了。（二）搜集此项书籍也是我们研究上重要的先务。但是现在图书馆的简单的设备，实不能应我们的要求；个人藏书因经济的限制，也是一样的贫乏，那么，关于书籍一项，也是个人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根据这两个要求，所以个人都觉得应有一个分工互助的共学组织，去除事实上的困难，上年三月间便发起了这一个研究会。”[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