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引发的文化论争，是五四时期文化论争的继续。它提出的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等概念，对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影响重大。在世纪之交的今天，重新回顾与审视三十年代的这场文化论争，对于我们建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中国本位”的论争 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宣言》发表后引发了学术界持续一年多关于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文化争论。许多人提出了不同意见，对《宣言》的一些见解进行批评和质疑。主要内容涉及到： 1、关于“中国本位” 1935年3月20日，胡适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的《试析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中指出，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新式的化装出现。”“根据中国本位，不正是中学为体吗？采取批评态度，吸收其所当吸收，不正是西学为用吗？”说是不守旧，但实际上是复古与守旧，是张之洞“中体西用”的翻版。 2、关于“存其所当存” 《宣言》提出，对中国固有文化应“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似无懈可击。胡适则提出，须知，维新时代的领袖人物也不是完全盲目的抄袭，他们亦指出八股、小脚、鸦片为可诅骂的不良制度，同时指出孔教、三纲五常为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可见，他们也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的。这样的各取所需，在胡适看来，只能成为抵制西方文明的借口。 3、关于中国社会的特征 十教授提出中国本位建设，其重要原因即在于认为中国文化与社会的落后，是由于中国自身文化的丧失造成的。他们在宣言中写道，“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些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发育的人民，也渐渐不能算是中国人。”在他们看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的特征没有了，所以要建设中国本位文化。而在胡适等西化论者看来，正好相反，在中国的现实里，不是文化失去了特征，而是传统太多、太重了。胡适就说：“中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是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所以无论什么良法美意，到了中国都成了逾淮之桔失去了原来的良法美意。政治的形态，从娘子关到五羊城，从东海之滨到峨嵋山脚，何处不是中国旧有的把戏？社会的组织，从陈败的农村到簇新的政党组织，何处不具有‘中国的特征’？思想的内容与形式，从读经祀孔，国术国医，到满街的性史，满墙的春药，满纸的洋八股，何处不是中国的特征？……中国旧文化的堕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①] 4、关于中国文化的前景 《宣言》提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创造，是迎头赶上的创造。其创造目的，是使在文化领域中因失去特征而落后的中国和中国人，不仅能与别国和别国人并驾齐驱于文化的领域，并且对于世界的文化能有珍贵的贡献。”对于宣言提到的“创造”，胡适指出，“在这个我们还只仅仅接收了这个世界的一点皮毛的时候，谈创造是大言不惭。”[②]在胡适看来，当下的中国不在于提“创造”，而在于倡“模仿”，即努力学习西方文化。他强调，“一个民族也和个人一样，最肯学人的时代是那个民族最伟大的时代，等到他不肯学人的时候，他的盛世已过了，他已走上了衰老僵死的时期了。我们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时代，正是我们最肯模仿四邻的时代。”[③]对于“并驾齐驱”，张佛泉认为不过是“夜郎的自大狂”。他说：“处在今日，前人的后尘尚望不及影子，还提什么‘并驾’，什么‘齐驱’，什么成为‘一支最强最劲的生力军’，即使这是将来可能的，然而我们现在也不能必存这种期望。”[④] 5、关于“此时此地的需要” 《宣言》强调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就是根据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那么什么是此时此地的需要呢？这在宣言中没有进一步解释，因而在论争中总是遭到质难。十教授也感到了这一不足，于是在四个月后，即1935年5月10日发表了王新命等十教授《我们的总答复》中，对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做了界定。指出这就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对此，严既澄先生认为，如今恐怕没有一国不在努力于这三项事业，既然是一切国家共有的问题，又何必凭空加上“中国本位”四个字？梁实秋也认为，所谓中国本位的问题，所谓此时此地的需要，原来就是这几句老话，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早已言之在前，何必另起炉灶杜撰出这样大而无当的名词来呢？王西征的批评则更为激烈，他说，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这三项，完全可以分别归入民生主义和民族主义。而在这三项“此时此地的需要”中，独独没有民权主义。在《宣言》和《总答复》两文中也没有提及民权主义，这就使三民主义在“此时此地的需要”中成为二民主义。张熙若在读了上述见解后指出，“明白了吧，中国本位文化的要义就是取消‘民权主义’，……更透彻地讲，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就是独裁政治的建设运动。”[⑤] 二、关于“全盘西化”的论争 与“中国本位”相对立，有的人主张“全盘西化”。“全盘西化”最有力的倡导者是陈序经，他提出全盘西化的根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整体文化论”，即文化是一个整体，若说中国传统文化不适合于现代，那就是整体的不适合，而不是局部的不适合。若说西方文化适合于中国，那就是整体的适合，而不是局部的适合。因此需要而且可能全盘西化。二是“基础文化论”，即认为在世界多种多样的文化中有一个基础文化，西洋文化就是现代的基础文化，是现代化的根本和干体，而中国文化则是在闭关时代苟延残喘的文化，是一种不适宜现代世界的旧文化。因此“提出全盘的和彻底的西化，使整个中国能够整个的西化，这是我的本意。”[⑥]这里，他使用了“全盘”“彻底”“整个”等字眼来表示他的西化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