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国际研讨会概述

作 者:

作者简介:
沈于,美国伊利诺斯—俄奔纳大学博士生; 齐福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出处:
世界历史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6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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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12月16日至18日,北美20世纪中华史学会在加拿大温哥华举办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是“1937至1945年中日战争之再检讨;新资料与新解释”。此次会议得到美国学术总会等的财务资助。50余位与会学者分别来自加拿大、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及中国大陆与台湾。提交大会的论文34篇,深入讨论与抗战有关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问题。这次会议是近50年来参加中日战争研讨的欧美学者最多的一次,讨论的问题也最广泛、深入,表明中日战争研究已日益引起世界历史学界的重视。

      北美20世纪中华史学会会长徐乃力教授在开幕词中指出,当初拟举行此次会议之构想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50年,各国有关档案近已陆续开放,很多重要人物之回忆录及传记等亦相继出版,作为“二战”之一环的中日战争亦应受到世人之重视。此一构想并非要全部改写抗战的历史,亦非要为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翻案,主要是要根据可信的原始资料剖析历史的真相。接着,徐乃力教授指出:50年前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是个大悲剧,不仅给中国人民,而且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作为人类世界的一份子,我们应破除民族、宗教、社区等界限,要对全人类负责;而且作为历史学家,我们有责任维护真理,讲真话,实事求是地总结中日战争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与会学者正是围绕着徐乃力会长阐明的会议主题思想,就中日战争期间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抵抗与“合作”、战争起源及初期的发展、战时罪行与战争责任、战时经济和社会、文化艺术及意识形态等六个议题,从各个不同层面逐层探讨,以便使中日战争这个课题的研究推向深入。现就其中三个问题的研讨情况作以概述。

      一、抵抗与“合作”

      中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是贯穿这一历史时期的主流。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在抗战中作出了贡献。美国弗吉尼亚科技学院汪荣祖教授的《西安事变和随之而来的抗日战争》一文,利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关张学良的档案,论述了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的关系,认为没有西安事变及国民党改变长期不抵抗政策,卢沟桥上的枪声就不会演变成一场中日战争。因此,西安事变在真正意义上预示了即将到来的中日战争。英国谢菲德大学德赖伯格教授的《地方长官与国家利益:宋哲元将军与通向第二次中日战争之路》一文,从论述宋哲元将军的抗战经历入手,深入探讨了中央与地方在政权与军权的错综复杂、多元性之关系,并由此可得出结论,中国之抗日与否,并非只是抗与和之间的选择,而且也是中央与地方是否能够共同协力来进行抗日。宋哲元与中央保持一致态度才使抗日战争得以开展。美国印地安那州立大学博士生沈于的《国民党的游击战争》一文,利用美国及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资料,对国民党的游击战争作了探讨。她认为,国民党游击队在战争中的作用,是抗战史中有待开拓的章节之一。加拿大阿卡迪亚大学白仁思教授的《“解放”和分裂:1945年至1946年日本对大连租界地殖民地统治的终结》一文,以日本占领地大连为例,说明中国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并非只是消极地忍受,而是积极地通过工会、党的组织及民间自发组织进行斗争,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

      与抵抗相对的有所谓“合作”,即妥协,甚至投降。与会学者揭露了某些政治领导人对日妥协屈服乃至投降的政策与表现。几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汪精卫及其伪政府。美国圣马克学院王克文教授的《1931年至1937年汪精卫和中日关系:“和平运动”方针的起因》一文,认为汪精卫在1932年至1935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时,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与日本谈判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等,是试图推行“反抗与合作”双重政策,这与蒋介石在1937年前推行的政策无大区别。只是由于汪精卫在军事上无权,反抗不成,便走上了“合作”道路,投降了日本。加拿大马克马斯特大学拜拉特教授的《1940年至1945年汪政权与国民党政府的离合》一文,进一步对比汪精卫政府与国民党政府间的相同与分歧之处后,认为从农村政策到军事政策两政府间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根本区别在对日政策上,国民党政府是抗日,而汪精卫是降日。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罗久蓉研究员的《汪伪政权的命运》一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汪精卫等人力图把自己投敌行为与为沦陷区人民服务联在一起的谬论,指明这是汉奸言论,是完全颠倒是非与违背道理的。还有,复旦大学黄美贞教授与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卫藤沈吉,从中国与日本的资料对中日和谈问题,从理论与事实上进行了论述,引起了与会学者很大的兴趣。

      不仅在国民党内部有妥协投降派,而在其他党派中也存在这种人物。美国华盛顿大学金若杰教授的《战时中国第三党:中国国家社会党研究》一文,以中国国家社会党为例,揭露了该党领袖叛国投敌经过,并指出由于党的领导人的投敌行为,使其党在抗战期间倍受怀疑、责难。尽管该党大部成员并未尾随其领袖,但仍不能挽回该党声誉。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勃劳克教授在《虚幻的舞台:1938年至1940年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建立和崩溃》一文中,通过对维新政府重要人物的分析,说明伪政府与日方均在互相利用,以期获得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但从本质上说,伪政府是日本的傀儡政权。

      会上,论述抵抗与妥协的论文,涵盖面很广,有一定深度,是研讨会的中心议题。

      二、抗战中的中国

      (1)中国的城市、农村与中国政府及政党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麦金农教授的《1938年武汉悲剧》一文,分析了抗战爆发初期武汉情况,高度称赞了“武汉精神”,并提出这个时期武汉所代表的究竟是中国的希望之光还是希望之幻灭?与会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多数意见肯定了“武汉精神”,认为中国武汉犹如欧洲的马德里,是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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