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九·一八”事变后，文化建设的主题重新突出，中西文化实现了一次成功的历史整合。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救亡图存孕育着中西文化的融合，也是中西文化相碰相撞的历史性归宿，中国文化的变革由中西糅和走向中西文化的双向批判，并实现了中西文化的融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关键词 中西文化 糅合 批判 融合 随着西学东渐，中国文化在逐渐改变自身的颜色。“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文化建设逐渐进入了中西融合的阶段，实现了中西文化互相交汇、互相渗透历程中的一次历史整合。这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相碰相撞的历史性归宿，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新起点。 1 中国的文化建设进入中西融合阶段，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这种必然性固然是由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所决定的，也与中西文化交织演变的逻辑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鸦片战争以后，瓜分的危机时刻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一方面是西方列强步步紧逼，凶焰万丈；另一方面是中国的统治者步步退让，腐败无能。中国人民毫无畏惧，肩负起了救亡图存的重任。救亡图存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旋律。从魏源到洪秀全，从早期维新派到改良派，从孙中山到五四运动的发动者，他们的思想信仰互有差异，而救亡图存的目标却是一致的。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中西文化的一次又一次撞击，其根本原因在于救亡图存的需要。救亡图存孕育着中西文化的融合。 “九·一八”的隆隆炮声，把中华民族又一次推到了危险的边缘，救亡图存的社会主旋律再次高扬，文化建设的主题重新突出。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强烈的忧患意识，使爱国的知识分子迫切地感到：“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负着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够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领导救国运动！”“尽量地组织民众，一心一德地拿铁和血与敌人作殊死战，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①]他们看到了战争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中。然而民众的参与需要民众的觉醒，民众的觉醒需要有统一、有效的民族精神来激励，同时伴随着国难而迸发出的爱国感情需要升华，而这些单纯靠“国粹”来鼓舞国人，或纯粹用外来文化抵御外侮，均非良策，唯有创造一种新的民族文化体系，才能适应一场气势磅礴的民族解放战争。 救亡呼唤着爱国主义精神，以统一民族意志。爱国主义精神不是毫无根基的空中楼阁，它势必要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以民族文化为背景，得到相对稳定的价值支撑。然而，许多知识分子却强烈地意识到，在民族文化的天穹下出现了“真空”！他们感叹中国的沦亡，“不仅是在政治经济方面，泱泱大国成了帝国主义的次殖民地，即在文化思想方面，也自失其安身立命的根据，成为人云亦云，毫无主张。”[②]“中国在文化的领域消失了！”这种忧患意识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越来越浓郁地笼罩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心头。重建中国的文化，确立全国民众的共同信仰，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呼之欲出的强烈心愿，也是时代所赋予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重建中国文化，融合中西文化，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解决的时代课题，同时也是中西文化在近代以来交汇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一代又一代的先进中国人致力于中西文化的糅合，试图在实施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的文化模式中，缓和化解中西文化之间的激烈对抗。裹挟在商品、鸦片、枪炮之中而来的西方文化，是与侵略者的角色联系在一起的。为了救亡图存，先进的中国人感受到了时代的气息，注目于西方文化的“富强”层面，认识到不能象过去那样“拘于成法”，“率由旧章”，而要“整顿中法”，“采用西法”。尽管他们对中国的固有文化一往情深，竭力维护，但也不能无视西方文化的一些优越性，他们要以吸收一些微西学为代价来保全中国的正统。这恰好折射了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矛盾心理，既要维护中学，又要采用西学，既肯定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又力图统一中西文化。矛盾的心理，来自于人们对中西文化的认识程度，它受制于一定的时代，也服务于一定的时代。当时西方文化在中国的输入，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十分有限的，中国人对它的认识大都浮于表层，而传统的中学在其头脑中却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人们总想用中学来糅合西学或弥补西学，调和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人们煞费苦心的努力，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能起到缓冲作用，却不能阻止二者在客观现实中的冲突继续深化。 当时代的步伐迈入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后，中西文化糅合的努力在实践中走向了终点，一代新型的知识分子否定了在实践中遭到失败的文化理论，展开了对中西文化的相互批判。当民主共和国成为昙花一现的陈迹，复古迷信犹如沉渣重新泛起之时，面对着积重难返的中国社会，“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深刻反省中国文化，悉心研究西方文化，得出了思想上孔子不倒，政治上专制不除的正确结论。以陈独秀为首的启蒙学者，发起了一场旨在科学民主替代纲常名教的新文化运动，拉开了西学批判中学的帷幕。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参加者胡适，曾尖刻地指责中国文化，竭力宣扬西方文化，认为中国文明较之西方文明是“百事不如人”，而西方文明代表了世界现代文明的方向。陈独秀认为，西方文化之“新”和中国文化之“旧”，“好象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要想两样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马，一样不成。”[③]因而他们坚决反对中西文化调和，主张矫枉过正，彻底地批判传统文化，“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输入西方文化，实现中国文化的变革。“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以西学批判中学，以西学替代中学，却又陷入了反传统主义的困境。他们想在破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过程中，立西方现代的科学民主。这种非此即彼的文化选择和文化重构，必将导致中国文化民族性的失范。而没有了民族性的文化就不可能有勃勃生机，科学和民主也会失却植根生长的文化基础。因此，矫枉过正对一个传统包袱过于沉重的民族来说是跳出窠臼的必要动力，但在构建中国文化中却缺乏合理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必然会遇到新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