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6年12月12日下午4时，抱病在上海私寓的孔祥熙忽得密报，谓西安发生兵变而语焉不详。孔即召上海市长吴铁城、警备司令杨虎及沪市银钱业商会领袖到寓，告以所闻，嘱各宜镇静维持治安。晚上8时左右，军政部长何应钦从南京打来电话和电报：“据报今晨九时驻西安之一零五师叛变，九时至十一时西安临潼间有极密枪声。委座昨晚在临潼，今日驻节何处尚未查明，已派机前往侦察。……”，云云。孔感到问题严重，随后，又接到京都秘书处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来的电话，知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扣押蒋介石，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在京中央大员正连夜集会，讨论应变措施。 孔祥熙立即通知宋氏兄妹，研究对策。孔看到张、杨电文中有对蒋“保其安全，促其反省”的字句，知有商谈的余地，提出通过和平谈判救蒋的方策，当获宋氏赞同。于是，孔祥熙、宋美龄和蒋的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等人星夜返京。 孔祥熙等人在京了解到12日深夜举行的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是主张军事讨伐：张杨兵谏必有背景，劫持统帅，以蒋之生死为政治上之要挟，因此“中央对策宜持以坚定”，应实施军事讨伐，“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戴季陶、何应钦等人持此说。另一种意见是反对军事讨伐：张杨通电“只以抗日为范围”，在此问题上有商量余地。“况张氏既有保证蒋公安全之电报，自须先探蒋公之虚实，再定万全之策。如即张挞伐，无论内战蔓延，舆情先背，而坐弱国力，益以外患，国将不国，遑论纲纪？”孙科、冯玉祥等人持此说。两说激辩甚久，最后采纳第二说。会议作出三点决定：“一、行政院由孔副院长负责。二、军事委员会由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三、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掌握实权后，即调兵遣将，以樊崧甫军进驻潼关，董钊师开往华阴，派数十架飞机至西安、兰州等地上空示威。同时，“切断了与西北的一切通讯和交通，西北的报纸和宣言都被检查官烧了”。造谣“叛军把警察局长钉在城门；红军占领了西安，洗劫全城，城墙上挂了红旗”。又说“整个东北军和西北军变成了土匪。到处发生抢劫。” 孔、宋为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针对南京和西安的实际情况，从多方面进行工作。 孔祥熙抵京不久，中枢各长官相率来访，商谈西安事变问题，乃改开谈话会，议决中央政府“应秉承蒋院长既定方针，继续努力”。同时，批评了急攻西安的意见：“不要这样急，蒋介石生命要紧，急很了，蒋介石就没命了。” 孔祥熙在此非常形势下出任行政院代院长，深感责任重大。13日这一天，他乘夜深人静之时，考虑应付之策，“首念此事未能纯以力施，则必须出之以智取，而智取之法，至少有四方面必须兼筹并顾……”四方面即政治、外交、情感、军事方面，孔都有周详考虑。拟从和谈入手，辅以军事，集各方面之压力，解决事变，借收“兵不血刃迅速敉平之效果。” （二） 孔祥熙意识到，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关键在张学良。所以，他密切注意西安的动向，努力做好张等人的工作。 12日晚上，孔正要启程赴京时，接到南京来的电话，说张学良发来震电：“弟对国事主张，曾经商行，区区苦衷，谅蒙鉴及。不意介公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吾兄职掌财政，当能洞悉。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乃介公莅临西北，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弟陈词再再，置若罔闻！……我兄遇弟至厚，当能谅其无他，披沥奉闻，并乞明示。”孔在电话里听了电报内容，觉“尚有转圜余地”，乃召秘书至，即在沪寓口授复张一电。电文云：“顷由京中电话告知，我兄致弟一电，虽未读全文，而大体业已得悉。保护介公，绝无危险，足征吾兄爱友爱国，至为佩慰，必须举国一致，方可救亡图存。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苟能有利于国家，介公患难久共，必能开诚接受，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反为仇者所快！辱承契好，久共艰危，此次之事，弟意或兄痛心于失地之久未收复，及袍泽之环伺吁请，爱国之切，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尚须格外审慎，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尊意如有需弟转达之处，即乞见示。”这份电报写得委婉、巧妙：一是批评张兵谏的做法很危险，容易引起不堪设想的后果；二是表示同情和理解，认为此事是出于爱国之心，为了抗日收复失土；三是敞开着和谈的大门，指明只要“吾兄主张”“有利于国家”，蒋“必能开诚接受”，而且愿意随时转达“尊意”。 孔、宋至京后，针对“讨伐派”急于动武的情况，决定采取迅速而不流血的办法将蒋介石营救出来。于是又致电张学良：“现弟对于国事，尚有种种意见，亟待奉商。尚希指定电台一处，以便随时通电，而免延误。”同时，在“电征学良同意后”，派端纳赴西安，摸清情况，进行调解。端纳是澳大利亚人，曾任张学良的顾问，后又是蒋介石的顾问，所以他去西安是非常适合的人选。14日傍晚，端纳抵目的地，首先见张学良，阐述了孔、宋的意图和南京的情况，并递交宋美龄给张的信。张对端纳说明了蒋的安全情况，事变的目的，指出：“只要委员长能答应我们的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还要拥护他做领袖，并无危害他的恶意。”接着，在张的陪同下见了蒋介石，转达了兵谏的目的，劝蒋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递交了宋美龄给蒋的信件。信中“目前南京方面是戏中有戏”一语对他触动很大，知张、杨对他并无恶意，南京的何应钦却欲置他于死地。因此，蒋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向和谈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蒋“不惜屈尊从天上下来，立即开始以十分精明和现实的方式同操了他的生杀大权的凡夫俗子打交道”。对此，张学良曾说：“端纳先生上星期一到达后，总司令的气愤和不愿谈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面前的问题，至星期二已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