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日寇由侵占我国东北进而侵占华北，国难日亟。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车耀先当机立断：“正是在这样的时候，需要我们出来大声疾呼！”1937年1月17日，他创办了《大声》周刊。这对四川省及西南地区群众抗日斗争的开展，起到了巨大的宣传与组织作用。 为“辟伪显真”而大声疾呼 1928年，车耀先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曾在自誓诗中总结了自己人生道路上最深刻的体会：“欲树真理先辟伪，辟伪方显理有真。”入党后，他始终致力于大造革命舆论，大破反动舆论的战斗，不断破伪立真。《大声》创刊，“社声”就以孙中山临终遗嘱“和平！奋斗！救中国！”做标题。针对日寇汉奸都竭力怂恿打内战的险恶居心，陕甘局面一天比一天紧张的形势，他强调要“以国家完整为前提”、“以团结御侮为前提”，反对围攻陕甘的内战。 从此，他坚持每期都紧密结合形势与任务，撰写相当于社论的“社声”，固定在头版头条发表。这些短小精悍的“社声”，像鲁迅先生的“匕首投枪”击中汉奸投降派的要害，激发广大读者的爱国热情。他紧密配合“社声”，每期以“时事述评、一周展望”专栏发表几条要闻，评述国内抗日动态、国际反法西斯动态，就事论理，帮助读者了解国内外重大事件与斗争形势；每期二三版还有“短评、小意见或自由言论”，一事一议，一针见血地阐述一个问题，揭穿汉奸投降派的诡辩，驳斥其污蔑，为读者指点迷津。这些评述，力求言简意赅。如短评《我们希望于汪先生者》仅220字，就勾勒出汪精卫“近于亲日派麻醉国人缓和抗日情绪”的嘴脸，尖锐地质问汪精卫之流：“不抗战能够收复失地么？几年来亲日的事实还不够教训我们么？” 当时，车耀先虽然同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他注意收听西安广播、搜阅上海报刊，从各方面了解到：党中央1931年9月号召组织东北抗日游击战；1933年1月宣言愿在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权利、武装民众抗日三项条件下与任何军队协同抗日；1935年八一宣言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抗日联军；1935年11月宣言再号召联合抗日救国；1936年12月力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党的一系列文告，他悟出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拥蒋抗日的政策转变。于是，他就在《大声》周刊上鲜明地提出要拥蒋抗日；同时连续多次公开抨击汪精卫，巧妙地借批汪而打击一切亲日派的汉奸行径。 他还在《大声》周刊陆续公布：《宋庆龄等恢复总理三大政策提案》、《全国各界救亡联合会致蒋委员长的公开信》、《双十二前张学良之请缨抗敌书》、《双十二张杨对时局主张之通电》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对西安事件提议召集和平会议通电》、《为呼吁“和平统一，抗日救亡”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用这一系列重要文献帮助广大群众，结合当时现实理解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奋斗救中国”、主张国共合作抗日这个根本大计。 从四川僻处抗日大后方，救亡工作滞后的实际出发，车耀先还特别注意使《大声》周刊的抗日救亡宣传，内容尽可能丰富，形式尽可能生动，力求使刊物为广大读者群众喜闻乐见、爱不释手。如针对汉奸投降派散布日强中弱、战必亡国论的欺人之谈，他组织了系列论文《谁胜谁负》连载5期，从军备、资源、财力、人力、国际关系五方面，论述应该如何观察中日战争，从事实和论理上坚定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念。又如，针对反动派歪曲西安事变真相使国人误解的情况，他编发系列的通讯讨论：《西安事变到底怎么一回事？》、《西安事变终竟怎样？》、《西安事变解决后的国内政局》，澄清事实真相，使读者群众明确了解西安事变来龙去脉及其影响。再如，针对提高觉悟、学会正确认识问题，关键在于世界观、方法论，他特地写了《我们要注意科学方法》的文章，并约请专人编写了系列哲学常识讲话，通俗地讲解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帮助人们避免唯心论、形而上学的错误。 他还努力适应不同读者群体的特点，分别编排了“青年园地”、“妇女界”专栏与男女老少咸宜的“读者之声”栏。从而使《大声》周刊成为各界群众都爱惜的良师益友，发行量迅速从一两千份增加到四五千份。当时，四川进步的人民群众公认：《大声》是最好的抗日救亡刊物。 群众愈热爱欢迎，敌人愈恐惧仇恨。于是，“砸努力餐楼”、“抄车耀先家”、“逮捕暗杀车耀先”等威胁，其势汹汹地压来。车耀先泰然自若，公开答复：“只要政府愿蹈北洋军阀的覆辙，我亦愿步邵飘萍的后尘！”以北洋军阀杀害记者邵飘萍终不免被人民打倒的史实，警告反动派。 威胁无效，1937年4月17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发出[川党字26号]文件，派党棍宪兵无理查封了《大声》周刊。面对高压，车耀先幽默地说：“这是必然的，《大声》若不被他们反对、捣毁，那才不可思议！”紧接着他就下定决心：既要振作精神，正视现实；更要学孙悟空72般变化，改变现实——换刊名换社址继续出刊。 《大声》变《大生》，《大生》变《图存》 1937年5月8日，《大生》周刊又出版发行了，寓意“伟大的生命”。“编辑兼发行：余路由”，即车耀先办《大声》的助手，以路由为笔名的余耕义同志。“总代发行所：长顺上街益民书店”，该店主系地下共产党员吴与之，店铺斜对努力餐楼，距离很近联系便捷。 《大生》创刊号编者献词——《五月之花》，首节即宣告：在“伟大的战斗的被压迫民族血淋淋的五月……………蓬勃的《大生》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了”。后文又强调：“它的内容必然是针对着现实的，而且必然是战斗的教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