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 1956年9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一次盛会。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中共八大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入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本文拟就如下几个主要方面进行综述。 一、八大的主要历史功绩 学术界对八大的历史功绩进行了深入探讨，虽然表述上不尽相同，但肯定之点却是一致的。 1、八大继承和发展了七大的思想路线，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有学者认为，八大虽未提七大作为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但其实质却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主要理由是：第一，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第二，八大党章重申：“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第三，八大会议反复强调反对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必要性，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大力加强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把我们的工作放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第四，八大决议告诫全党：“我们的一切任务能否胜利地完成，归根结底，决定于党的领导能否实事求是，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①] 2、八大确定了我国在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新时期中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②]。 有学者认为，八大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其中，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它的实质就是指出要着重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快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的物质基础[③]。 另有学者认为，八大制定了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即“我们党现实的任务，就是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条政治路线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④]。 3、初步提出了区别于传统模式的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体制和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商品经济为辅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⑤]。 有学者认为，八大根据对国家行政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探索成果，作出了初步改进体制的正确决策。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及企业自主权问题。根据这一探索成果，八大决定：第一，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原则，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划分企业、事业、计划和财政的管理范围，适当扩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管理权限，并且注意改进和加强中央各部的工作。第二，保证企业在国家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主权力[⑥]。这种以简政放权为中心的管理体制改革，是试图突破高度集中、统得过死的传统模式的最初努力[⑦]。 有学者指出，在经济模式上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吸收了周恩来、陈云的重要意见，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是实行集中经营，但是也需要有一定范围内的分散经营作为补充。”[⑧] 4、八大正确规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和若干经济政策[⑨]。 研究者认为，如何正确认识国情，恰当确定经济建设发展速度，是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八大总结了建国几年来经济建设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及时发现和纠正了建设中曾经发生过的盲目冒进倾向，强调指出：“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济政策，一是要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二是要正确处理经济和财政、积累和消费的关系[⑩]。 5、八大把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写入文件，使它正式成为党发展科学和文艺事业的正确方针。 有学者提出，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辨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这一思想直到现在仍然是并且有待继续努力贯彻执行的党对科学和文艺事业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①①]。 6、八大提出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①②]。 有学者认为，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八大提出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权限、正确处理少数民族问题及健全国家法制等措施。八大强调要系统地制定法律，要依法办事，并对党员和群众进行法制教育[①③]，要继续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正确处理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关系[①④]。 7、八大总结了党自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新经验，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①⑤]。 有学者认为，八大在党的建设方面的一项重要决策，是提出了反对突出个人、为个人歌功颂德的问题。邓小平代表中央所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我们党的切身体会，科学地阐述了政党、阶级、领袖的关系问题，明确提出：“党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心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①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