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国民党“黄河战略”的建构，国共两党即围绕着堵口与复堤、围攻与突破，展开了激烈而又影响深远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最终，以国民党“黄河战略”的崩溃为标志，国共两党完成了强与弱、攻与防、主动与被动的角色互换。本文拟就中共打破国民党“黄河战略”的政治军事斗争及决策艺术略陈管见。 堵口与复堤：“黄河战略”大背景下的斗争 堵口与复堤是国共之间围绕黄河展开的第一场较量。 堵口缘于决口。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为阻止日本侵华军的西进，在郑州花园口决黄河大堤放水，黄河人为改道向东南狂泻，造成涉及豫、皖、苏三省广大地区的黄泛区。自1938年至1945年8年间，泛区近90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1945年冬，国民党当局打出解除黄泛区人民灾难的旗号，决定堵塞花园口决堤口门，引黄河水回归故道，借以构筑具有政治、军事意义的“黄河战略”，为发动内战、分别围攻分布于黄河两岸的中共解放区作准备。国共之间围绕黄河的较量由此而引发。 中共立足于黄河两岸的局面是其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中英勇奋战造就的。1937年，在国民党军队节节南退、华北沦于敌手的局势下，中共中央指挥其军队独力苦战于敌后，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并利用花园口决口后下游河道干涸的有利条件，纵横驰骋，建立了横跨黄河故道两岸的大片解放区。至抗战胜利，已形成了雄踞华北、呼应华中和中原的态势。此时，国民党堵口引黄归故，自然会收以水代兵分割解放区、进而分而击之之效。从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由南向北，先夺中原、苏皖，继而分击陕北、山东，压迫中共军队至华北而求决战的作战方针和作战步骤，也可看出此种意图。对此，中共是非常清楚的，但又不便贸然行事，因为国民党此举打的是“解除黄泛区人民灾难”的旗号，中共若贸然拒之，就会被扣上为私利而不顾泛区人民灾难的罪名；若贸然应之，经过八年战火破坏和风雨侵蚀的故道河堤就会经受不住河水的冲击，使解放区陷入水患，而且由于长期无水，部分河床已被垦为农田，大约有40万农民在河床上耕种，不少地方还建有新的村庄，处理不当，就会出现第二个黄泛区。国民党此举名为堵口，实是“移河移祸”。对于决策者来说，这显然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中共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后，提出了先复堤后堵口的主张，宣布：为解除豫皖苏黄泛区人民的灾难，同意黄河回归故道，但决不同意国民党政府在下游未复堤即先堵口的行动，以免给沿故道区域人民带来新的灾难。这样，以复堤对堵口，名正理足，赢得了决策上的主动权。于是，国共之间便首先围绕堵口与复堤展开了较量。较量先是在谈判桌上。从1946年3月起，国共之间进行了多次谈判，先后签订了《开封协议》、《菏泽协议》、《南京协议》、《上海协定》等文件，议决堵口、复堤并行。然而，国民党并不关心下游复堤工程的进度，拖付复堤粮款，并弃开封、菏泽两协议于不顾，要求大汛前的6月底堵塞花园口口门，放黄河水归故道。4月28日，国民党军队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及郑州绥靖区主任刘峙赴花园口工地视察，为加快堵口工程进度打气。显然，国民党当局是欲使堵口工程与其进攻解放区的步伐相一致。鉴于此，中共便开始公开揭露国民党借堵口之名、行内战之实的阴谋。5月5日，新华社发表晋冀鲁豫边区负责人对记者的谈话，指出国民党急于在两月内堵口“显系包含军事企图，有意指挥黄委会放水”，水淹冀鲁两省沿河人民[①]。但国民党当局仍我行我素，至6月下旬完成打桩工程，准备抛石堵口，只是由于河水猛涨，冲毁部分桥桩，才使其堵口计划泡汤。 此时已完成内战准备的国民党军队，顾不得堵口的失败，于6月26日发起对中原解放区的进攻，挑起全面内战。此后，堵口与复堤的较量便在战火中进行。国民党一边加紧再次堵口的准备工作，一边派出军队骚扰、破坏解放区军民的复堤；中共则一边发动群众加紧复堤自救，一边抗击国民党的进攻和破坏。这样进行了8个月，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并未在军事进攻中占到便宜，反而损失了67个旅约71万人，用于进攻的机动兵力锐减，无奈之下，只好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以重点进攻解放区两翼的陕北和山东两区。这样，堵口放水，构筑“黄河战略”，以水代兵割断山东解放区与其他解放区的联系，便成为与军事进攻密切相关的紧急之务。为此，国民党全面加快了抛石堵口进度，至3月15日，完成大坝合拢，滔滔黄水奔解放区故道而去。与此同时，解放区军民也紧急行动起来，一手拿枪，一手握锨，整修河堤，终于使河水安然入海。 这次较量，总体看，国共打了个平手。国民党构筑起了所谓“黄河战略”，配合了重点进攻；共产党以复堤对堵口，决策得当，斗争坚决，赢得了复堤时间，粉碎了国民党“移河移祸”的阴谋。 围攻与突破：“黄河战略”陷入危机 围攻与突破是国共之间围绕黄河展开的第二场较量。 “黄河战略”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攻防。黄河中下游自然伸展的“乙”字状，使中共各解放区形成了一分为三的态势：晋冀鲁豫区被分割，中心处于黄河以东以北、“乙”字形的中部，南北机动之路被河水阻隔；陕北、山东区则分别处于黄河以西以南、“乙”字形的两侧。滔滔黄水犹如在三者之间开掘的天堑，增加了相互联系呼应的困难。以此地理形势为依托，蒋介石调整了其军事部署：依靠黄河天险，在自风陵渡到济南约千余公里的正面以少数兵力沿河布防，对晋冀鲁豫刘邓部队取守势，调重兵于陕北、山东两端，实施重点进攻，企图将中共部队挤压于“乙”字形中部。此亦即蒋介石集围攻于一体的“黄河战略”的真正意图。 黄河帮了蒋介石的忙，但也暴露出其战略弱点。他以水当兵，认为黄河天险抵得上“40万大军”，在千余公里的黄河防线上只部署了24个旅，且中原和江南纵深亦少机动兵力，十分空虚。这种腰细腹空的哑铃式战略，无疑给机动中的刘邓部队留了一个可乘之机。正如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所言：“在山东和陕西之间，蒋介石把自己的中路河南暴露出来，好像把长江流域自己的老巢大开门户，邀请共产党进去似的。”[②]这是蒋介石的致命弱点。而中共中央也看准并紧紧抓住了这一弱点，调整全盘部署：令山东、陕北两端部队全力引诱国民党向两冀伸展，充分突出其中间的弱点；同时令刘邓部队加紧休整准备，伺机突破黄河，砍断哑铃把。至6月底，背负沉重压力的山东、陕北两冀冀解放区军队已诱使国民党军成两臂尽展之势，时机成熟了，于是，6月30日，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纵队12余万人在东起张秋镇、西至临濮集150余公里的宽大正面多路出击，一举突破黄河防线，迅速插向敌人侧背。蒋介石苦心经营的、自吹能抵挡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一夜之间被撕开了一道大口子。这是蒋介石及其美国顾问没有料到的，一时间惊恐万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惊呼：中国发生了“六卅事件”；7月7日，蒋介石急忙宣布全国实行“戡乱”总动员。国民党陆军总部参谋长李宝奇在日记中写道：“余月来最担心之情况，今日出现！”[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