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17日中国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1942年9月18日胡适卸任离开华盛顿，胡适整整当了4年驻美大使。这4年正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困苦的时期，也是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斗争风云变幻、气象微妙的时期，胡适以一介书生折冲樽俎于太平洋西岸，扮演了那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角色。今天，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半个世纪之后，我们似乎有必要来考察一下胡适当年在那个岗位的工作实绩，并给予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 胡适1917年回国时曾打定主意“二十年不谈政治，不干政治。”二十年来政治他却“谈”得不少，但总算没有“干”，没有跳下宦海，没有当政府的官。抗战军兴，时势丕变，在国家面临倾覆、民族面临倒悬的最危急的时候，胡适毅然挺身而出，勇敢地承担起历史的重任。他在回复政府中枢的电文中说：“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在给妻子的家信中说：“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1938年9月24日），又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这是胡适为危难中的国家服务献身的理性基点。他郑重表示：“自身以民族国家大义为重，吃苦奔命的责任则万难推卸”。 胡适莅任驻美大使之初正是国内抗战局面最糟糕、最危急的时刻，特别是递交国书的前一周内情况更是令人沮丧。10月21日广州失守，25日武汉失守，国民政府播迁重庆。正可以说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10月23日胡适十分悲怆地勉励使馆全体工作人员：“不要灰心”，他说：“我们是最远的一支军队，是国家的最后希望，决不可放弃责守……我是明知国家危急才来的，国家越倒霉，越用得着我们。”25日武汉失守当天，胡适在日记中悲凉地写道：“战事开始至今，凡十五个月另十几天，我多年的噩梦，今日都一一实现，而我十二个月的好梦，至今还没有一点影子！”他的“好梦”当然就是美国公开站出来支持中国的抗日，从道义上到政治、军事、经济上全面地援助中国。 就在从英国赴美的“玛丽皇后号”船上胡适就收到了蒋介石以“委员长”身份拍来的命令电报：“开示四事：一，欧局变动如何促美助我。二，中立法。三，财政援助。四，禁军用品售日”。10月8日，他上任第三天又接到蒋介石要求转罗斯福的电报，内容是：“中国人民深信惟有美国政府为唯一可以为获取公平和平之领导者，如美国有意发起邀集有关国家举行永久和平之会议——如华盛顿会议之先例，此正其时。”10月19日罗斯福复电蒋（经胡转交），仅仅表示：“本人期望基于真正平等标准以转移冲突之因素使趋向和平。本人谨保证，一俟适当时机来临，自当尽力以赴。”胡适当然“完全了解”罗斯福总统“此时不能作任何承诺”。——美国国会通过的“中立法”和当时十分流行的孤立主义哲学，使美国人民在精神上、思想上、感情上都厌恶战争，逃避战争，当然总统也不能公开站出来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因此，胡适在10月20日给蒋介石的电报上详细分析了国际形势，陈说“和比战难”及“苦撑待变”的道理。强调指出：“美国舆论必定不容许美国领袖去支持一不公正的和平。至于美国以实力主持强制的公正和平的机会，今日尚非其时。罗斯福总统复文内涵弦外之音，谅蒙钧察……美苏两国均不愿中国讲和，就目前情形论，此言已得印证，不容再有存疑。苏俄不愿我讲和，故以武器助我。美国不愿我溃败，故愿经济援助。故就我国现况言，唯有等待时势演变。”国民政府迁重庆后，蒋氏于10月31日发表《告全国军民书》，重申“政府本一贯政策，坚持长期战争，赢得最后胜利。”11月2日胡适又谒见罗斯福总统，为之诵读蒋介石的《告全国军民书》，表白中国人民义无反顾的抗日决心，希望美国从道义上同情转向实际的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胡适的工作重心不得不暂转到借款与宣传两件大事上来。 关于借款。胡适参与的第一桩重大借款举措便是“桐油借款”。桐油借款在胡适上任之前已由陈光甫与美财政部谈判，陈光甫原系上海商业储备银行总经理，受聘为中国国民政府财政部高级顾问，此时以“复兴商业公司”经理身份来美接洽商业借款事宜。胡适到任之后即积极协助陈光甫的工作，两人配合也极融洽。就在武汉失守的当天（10月25日），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邀请胡适与陈光甫到他的寓所，宣布美国同意桐油借款2500万美元，具体条款细目又讨论了50天，终于在1938年12月15日正式签字。由于当时美国受“中立法”限制，不可能有政治性的借款。最后决定由“复兴商业公司”在国内购买桐油，售予在美国组织的“世界贸易公司”，而由“世界贸易公司”与美国进出口银行订立2500万美元的贷款契约，担保人为中国银行，在形式上完全是商业借款。——这笔借款对于因战局不利而元气大伤的中国，犹如心脏衰弱时的一针强心剂。为之，蒋介石贺电称：“借款成功，全国兴奋。从此抗战精神必益坚强，民族前途实利赖之”。 桐油借款规定只能用于购买美国的农工产品，不能“购械”，即不能采买美国的武器与军用装备，所以直接助益抗战战局不大。1939年9月欧战爆发，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开始有所松动，中国政府又酝酿由胡陈联手再向美国借款。这第二次的商业借款便是所谓“滇锡借款”。胡适和陈光甫于1939年9月26日亲访美国财长摩根韬，请他“再打一针救命的强心剂”，以支持中国抗战的士气与实力。摩氏转告罗斯福总统，罗斯福表示在不引起麻烦的情况下尽量帮忙。1940年1月13日，胡适单独晋见罗斯福，再次提借款事，请求迅速议定。1月24日又与陈光甫同访美国联邦贷款主任琼斯，一面表达中国抗战到底的决心，一面汇报桐油借款还款情况良好，并正式提出再借2500万美元的请求。2月1日琼斯在国会作证，赞称中国借债信誉最佳。2月29日滇锡贷款法案获美国国会通过，同意借款2000万美元。4月24日协议签字，5月4日蒋介石电贺滇锡借款成功。滇锡借款后，胡适卸任前，中国政府还向美国借得三笔款子，即1940年10月以钨砂作押，借款2500万美元；1941年2月，以五金、钨砂作押，借款5000万美元；1941年4月又接受美国平准基金贷款5000万美元。不过这些借款都是由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宋子文作主角，胡适配合完成。1940年夏天起，有关中美贷款事宜到了协议完成时，胡适以全权大使的身份，致函美国务院，授权宋子文签字。1941年4月15日胡适还偕同宋子文一起会见罗斯福和摩根韬，会商军火借租问题。由胡适努力协助完成的借款共五笔，数额达17000万美元。这些巨款对我国抗战前期的财经平衡与战局支撑无疑发生了很大作用。1940年12月10日朱家骅给胡适的信中也说：“美国亿元借款，国人甚为踊跃，实出我兄之力，甚佩。”——这可以说是国内官方对胡适驻美大使任职实绩的一个普遍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