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陈独秀问题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以前加在他头上的许多不实之词都被纠正过来了，但是，在陈独秀“家长制”问题上却没有触动。在学术界关于陈独秀在建党时期乃至大革命时期实行家长制统治问题，似乎已成定论了。笔者对此有所质疑，今和盘托出，以就教于学者专家们。 一、关于陈独秀实行家长制统治问题的由来 究竟什么时候提出这个问题的？有哪些根据？笔者对此作了一番调查研究，发现这个问题从党的创建伊始就提出来了，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在讨论党的组织原则时，陈独秀就与李汉俊等发生严重争论，陈独秀主张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党，李汉俊等坚决反对，并指责陈独秀想要独裁。蔡和森对此有过说明：李汉俊未选入中央领导集体，非常消极而回家当教员去了。“第二届大会召集汉俊，他未到，只写一封意见书，内容是反对集权制、铁的纪律……”。李汉俊等把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与独裁、专制等同起来，显然是不正确的，在党内也没有市场。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指出，党的第三次大会后，陈独秀在中央内部获得过“家长”称号。他说：“那时候任中央组织工作的毛泽东多半的时间不在中央，任宣传工作的蔡和森，保持他在第三次大会时服从多数决定的诺言，只是埋头写作，不多过问政策方面的事，至于不管部的瞿秋白，除了在广州耽搁了一个长时间外，返沪后忙于上海大学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的权力增加了，许多事情往往不经过会议而取决于他个人”。因而在中央内部都称陈独秀为“家长”。张国焘讲的这些究竟是否属实，笔者未作考证，姑且当作事实看，这也是处于幼年时期的党组织生活不健全所致，并不能说明陈独秀在搞“家长制”，相反倒说明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陈独秀勇挑重担，独撑门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张国焘讲的“家长”，亦无贬责这意。 真正提出陈独秀实行家长制问题的是蔡和森，他《在‘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过去的家长制，到现在已经不适用了，非打倒不可。”但没有阐述，直到同年九月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才作了如下的说明：“中央只有从上而下的集中，而没有从下而上的民主，党的机关不注意吸收群众领袖进去，党内无自由讨论，无选举制度，……。”又说，在一次会议上，“CY中央来一决议，批评党中央回避土地革命，独秀大发雷霆，碎之于地”。这一实例成了后来论证陈独秀搞“家长制”统治的铁证。 党内文件中最早记载关于家长制问题的，是党的六大作出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决议案》中指出：“从前下级群众是没有讨论过政策，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没有选举过自己支部干事会和委员会。与机会主义斗争后，……，由家长制转变后倾向于极端民主主义”。 蔡和森和党的六大，均未点陈独秀的名，直接点陈独秀名的是毛泽东。他与斯诺谈话时，指出：“在那个时候（指大革命后期—笔者注），陈独秀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他不把共产国际的命令给党的其他领导人看’，据毛泽东说，‘甚至于不和我们讨论这些命令’。”陈独秀是彻头彻尾的独裁者，这话份量很重。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毛泽东的原话，原话仅仅指处理“共产国际的命令”这件事。笔者查遍《毛泽东选集》和能够找到的毛泽东的文章，始终未找到“彻头彻尾的独裁者”的原文，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专门论述党内民主集中制问题也没有涉及陈独秀独裁或搞家长制问题。但是，斯诺是一位信誉很高的著名记者，受到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生前也未声明更正。所以，我们认为斯诺虽然引的不是原话，但仍然反映了毛泽东的看法的，只是不应把它看作是毛泽东的科学的论断。斯诺在序言中也强调指出：“这本书绝对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统的文献”。还应指出的是，毛泽东讲这些话时严格限定在“那个时候”，没有泛指大革命时期。 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还批评“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笔者注），“拒绝在党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五大时，陈独秀不懂农民在大革命中的地位，未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纲领，“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五十年代，李达发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文，以当事人的身份作证说：“陈独秀是官僚家庭出身，在当时虽然相信马克思主义，却完全带有恶霸作风，领袖欲极强。每逢同志们和他争论的时候，他动则拍桌子，砸茶碗，发作起来。记得在当时派赴郑州作铁路工人运动的李震瀛，寄来了一个详细报告，他看了最初几行，就大发牛性，接连砸了两个茶碗。我劝他把报告看完了再说，他才勉强看下去。看完之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他就是这么样的人。”因为是亲身经历，可信度大，所以李达文章颇有影响。他把陈独秀家长制问题提前到建党时期，而且把陈独秀实行家长制同他的家庭出身联系起来，有了阶级根源。从此以后，陈独秀不仅在大革命后期实行家长制而且从建党开始就是如此。 在“文革”时期无限上纲的情形是人所共知的，在学术界也没有市场了，所以这里不再赘述。但是七十年代，尤其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系统研究陈独秀家长制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篇：1980年7月22日《光明日报》发表《从陈独秀的封建家长制作风谈起》，同年11月10《安徽日报》刊载《陈独秀与新封建主义》，1982年《陕西师范大学》发表《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陈独秀家长制作风产生之由来》等等。近年来，一些学者在研究党章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时，往往都要涉及陈独秀实行家长制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