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说：“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是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5个人里就有一个”。[①a]本文拟对毛泽东与陈云的友谊与交往作些探讨，不足之处，欢迎指正。 稳定物价的斗争胜利后，毛泽东称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并称陈云是理财能手。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经济上，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是一个经过长期战乱后留下的烂摊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以及正常社会经济秩序的建立，进而危及到新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49年5月决定建立中央财经委员会，任命陈云为主任，领导全国金融市场的整治、统一财经和稳定物价的斗争。 通过缜密的调查研究，陈云把上海作为统一全国财政金融、稳定物价的突破口。在领导稳定物价的斗争中，陈云灵活自如地变换运用政治和经济两种手段同不法资本家进行斗争。通过1949年6月的“银元之战”和10月的“米棉大战”，投机商人大败，失去了操纵市场和控制物价的能力。在此基础上，1949年8月，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了财经会议，作出了统一各地秋粮征购任务，统一税率，统一货币的发行，精简节约和发行公债等重要决定。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又根据陈云的建议作出了统一国家财经工作的决定，对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现金使用实行统一管理，至此结束了在我国延续10多年之久的物价猛涨、市场混乱的局面，为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条件，并积累了一些可贵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曾给予这一胜利以高度的评价，认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他还对薄一波说，陈云有这样的理财能力，我在延安时还没有看得出来，可称之为能。[①b] 揭发高岗，陈云提出：“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 1953年底，毛泽东曾提出中央要分成一线、二线的主张。同时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中央考虑改行苏联的部长会议体制。在这种情况下，相继调入中央工作的高岗、饶漱石从争夺权力的立场出发，有意利用中央领导集体之间在具体工作中的意见分歧并加以无端夸大，妄图实现其攫取党和国家更高权力的野心。邓小平曾回忆说：“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②b]高岗还要陈云向毛泽东转达他主张由林彪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的意见，遭到了陈云的拒绝。 在高、饶反党事件的处理过程中，陈云除了主动向毛泽东检举揭发并多次断然拒绝他们的无理要求外，还积极进行反思，并深刻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以防止类似错误的再次发生。他指出：要防止出现野心人物，防止闹乱子，最为关键的是“高级干部要提高革命警惕，提高革命嗅觉”。此外，还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这样，党的团结才有了“可靠保证”。[③b]陈云的上述言行，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毛泽东赞扬说：陈云是个好人，“比较公道”，“比较稳当”。 在对“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失误进行纠正时，毛泽东想到了陈云，并深情地说道：“家贫念贤妻，国乱思良将” 在经济建设中，伴随着“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到来的是冒进倾向的普遍发生。这很快引起周恩来和陈云等的高度重视。从1956年初，陈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具体部署了“反冒进”工作，并且确立了国民经济在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陈云还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水平相适应的观点。但是，由于受国内外种种因素的干扰，从八届三中全会起，毛泽东不仅轻率地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并且指责“反冒进”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严厉地批评陈云等人，最终导致“大跃进”运动的发生。[④b]陈云等被迫多次作了违心的检讨。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陈云的一些谨慎的建议，常不予理睬，甚至嗤之以鼻。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1959年计划生产指标又有了更大的调整。陈云认为这些指标过高，因此在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聚餐上提醒说：明年钢产量1800万吨恐怕完不成。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我提出的东西，对不对要由实践来检验。 但是，由于“大跃进”运动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因而遭致了客观规律的无情惩罚。毛泽东在对失误的反思中认识到周恩来、陈云等在领导经济工作中的做法和思想是正确的，称赞陈云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里”。他还称赞陈云多谋善断，象三国时期的郭嘉一样。他说，1958年的经济计划搞乱了，“家贫念贤妻，国乱思良将”。 八届七中全会后，陈云受毛泽东的委托，进行计划指标的调查研究，提出了缓和市场紧张状况和编制1960年计划方法的意见。他还提出了将1959年钢产量指标由1800万吨降到1300万吨的意见。5月15日，他给毛泽东写信指出：“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⑤b]6月13日，中央常委会同意陈云提出的意见，决定降低各有关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