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中国红军的长征，是一首辉煌壮丽的史诗，也是中外学者都很关注、研究的重大党史问题。它不仅将在中国历史、而且将在世界历史上彪炳千秋。 新中国建立后，在党校以及一些高等院校中，都开设了中共党史课程，其中都介绍了长征。但是，当时一般都是着重讲遵义会议的重大历史转折，和红军在长征中的艰苦奋斗、坚强不屈精神，至于整个长征的历史，则存有很多迷雾，缺少深入研究，有些重要问题没有弄清楚。如遵义会议是何时开的？当时都认为是1935年1月上旬，原因是当时把遵义会议决议的时间写在了1月8日。这一会议时间的订正，以及其他很多重要问题，都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研究工作得到很大发展才得以明确的。 下面就十多年来，党史学界及本人对长征史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见解加以阐述。 （一）长征的决定和准备。长征的决定，是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广昌战役失败后作出的。中央红军于1934年4月27日晚被迫撤出广昌后，在瑞金，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是不是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结果，决定红军主力准备走。这次会议的时间，据推算是在5月。作出这个决定后，中共中央曾请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回电同意红军转移地区，时间在长征开始前的三个月，大概是在6月下旬。但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这个决定，共产国际也表示了同意后，主管军事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并没有积极作撤退的准备。他拟定的《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仍是同国民党军队拼消耗，“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7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分六路开始向根据地中心区域发动全面进攻。李德采取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结果使红军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最后仍必须撤出根据地。周恩来后来在中央的会议上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曾说，当时虽然有了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计划，但是“真正准备出发是9月”。当然，9月以前，不是一点准备工作也没有进行，而是到了9月，才真正准备出发长征。 （二）关于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向西突围，连越国民党军队的四道封锁线，当时并不叫长征，而是叫西征，西征的目标是到湘西北地区与任弼时、贺龙的红二、六军团会师。1934年12月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时，蒋介石窥破中央红军拟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因而一方面电令贵州的王家烈率黔军在贵州东部堵截，一方面电令“追剿”军何键和桂军李宗仁派兵尾追红军，又一方面令薛岳率主力经湘西的武岗、芷江入贵州以防阻红军会合。这时，薛岳、刘建绪、周浑元、李云杰等部共16个师，已经到达城步、绥宁、洪江、黔阳、靖县；桂系军队已经到达马蹄街、石村、独镜山一带；贵州王家烈部队布置在锦屏、黎平一线。这样，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部署在红军将要进军湘西的路上，形成一个口袋，就等中央红军去钻。但是，博古、李德在12月9日仍命令中央红军按原定方针西进攻占通道后，准备北上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令各军团首长对“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在此危急时刻，毛泽东力主放弃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为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在通道开了一次会议，会上，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都赞成毛泽东的主张，李德参加了会议后来退出了。会后，12月13日，博古、李德仍命令各部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日还命令在湖南常德一带活动的红二、六军团主力转向沅江上游，策应中央红军北上。这说明通道会议没有解决问题，遂有18日的黎平会议。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博古、李德原定中央红军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这才避免了一次更大的危机，并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前提。 （三）遵义会议。关于遵义会议，过去都认为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对的，是按照实际情况而说的。如果按照组织状况来说，军事上，遵义会议确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在会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分工时，“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从党中央领导来说，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3月中旬，中央决定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也是以周恩来为首。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会师。26日在两河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目前战略方针报告的是周恩来。他阐述了在松潘、理县、茂州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红军如果陷在这个地区是没有前途的；向南是不可能的，敌军已占领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敌军已在那里集结130个团的兵力；向西是大草原，条件更艰难，因而必须向北到陕甘去建立根据地。周恩来讲毕，毛泽东等都表示同意周恩来所提北上的方针。会议全体通过周恩来报告的战略方针。这次会议的情况也说明，当时从组织上说，军事主要负责人仍是周恩来。8月上旬，周恩来积劳成疾，发高烧，昏迷不醒，因病不能理事。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分工负责军事。这是从组织上说毛泽东在军事上成为主要领导人。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就由毛泽东首先作报告，再次强调北上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他提出，北上后要向东发展；将来向东大大发展时，后方应移到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的地方。这是很有远见的。 遵义会议实际是扭转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停止了博古和李德所掌握的军权。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来说，既是错误的军事路线，也是错误的政治路线。但是，考虑到当时正在长征途中，面对着四面八方的国民党军队，最重要的是要端正军事路线，使红军有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从危机中摆脱出来，所以在遵义会议上，只是指出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错误。“政治局扩大会更认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但并没有指出他们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由于军事路线的错误，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遵义会议时，中央根据地已经丢失，而且在西征中又损兵折将，牺牲很大，大家有目共睹，很易说明，而政治路线的错误，则要有更充足的材料，更多的时间，进行分析和论证，这在当时不可能做到，也是不宜做的。正如张闻天后来所说：“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①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