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她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在其发展过程中，无不经历前进和后退，胜利和挫折的搏斗而成长壮大起来。回顾党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犯了“左”的和右的错误。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党内连续犯了三次“左”倾错误，并且一次比一次严重，给党和人民带来了重大损失。出现“左”倾错误绝不是偶然的现象，既有国内因素，又有国际因素。关于国内因素已有另文论述，本文则着重论述我党民主革命时期三次出现“左”倾错误的国际根源。 三次“左”倾的理论错误与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始终存在着紧密联系，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失误，是连续产生“左”倾错误的重要因素。 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统一的集中的国际性政党”[①]。在已存在的2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内都把“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委会的一切决议”，作为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②]。各国党同时也就成为国际的下属支部，中国共产党自1922年加入国际后，同国际的关系就是领导与被领导、上级和下级的关系。共产国际的民主集中制在实践过程中过分强调了集中的一面。1925年，斯大林在执委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明确宣布：“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它和工人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能不干预各国党的事物”，并且说“否认它的干预权力，那就是为共产主义的敌人效劳”[③]。当时我党不仅年轻幼稚，理论水平低，而且力量小，又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一切生活，一切斗争，一切政策都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和领导，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尊敬、信仰和忠实随着本身的生长在加强着、生长着、巩固着。”[④]共产国际在中共的建立及初期发展过程中是有功绩的，这是任何时候也不能磨灭的。但是，共产国际远离中国，不能及时掌握中国实际情况，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变幻迅速的形势，使共产国际很难及时做出反映。对这种情况，国际仍然“以莫斯科发号施令”，这就不可避免地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在中国共产党方面，由于对共产国际的崇拜，对其决议指示神圣化，不能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有分别地运用这些决议和指示，而是照搬照抄，结果对形势判断失误，在策略上也就不可避免的产生教条主义错误。 下面仅从阶级关系上的认识来看共产国际与我党三次“左”倾错误的关系。 当蒋介石背叛革命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7年5月就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只有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完成……中国共产党而临极其复杂的任务，反对帝国主义者，反对军阀的斗争跟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相互交错……”[⑤]。罗米那兹作为国际代表，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起草的《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中，强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他说：“谁要民众解放革命取得胜利，谁要中国完全脱离外国的压迫，他便应当促进扩大并激励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⑥]他的这种观点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区别开来，而是一起加以反对。没有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对整个资产阶级以实行一刀切的做法是错误的。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根据国际的决议精神，也对阶级关系进行分析。第一次“左”倾的代表者认为，“四·一二”蒋介石反动以后，“中国革命战线中，资产阶级几次陆续地退出革命战线而进入反革命的阵营。”[⑦]第二次“左”倾的负责人认为，国内阶级关系“显然是两个阶级的对抗，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一方面是工人和农民。”[⑧]第三次“左”倾的主导者认为“资产阶级的大中层及一切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别……都各是反动营垒的一翼。”[⑨]从中不难看出，他们认识阶级关系的一致性，是有其共同的思想根源的。其中之一就是共产国际方面所起的作用。 由于对阶级关系的错误认识，使革命性质混淆起来了。在“八七”会议上，罗米那兹提出了“不断革命论”，他根据国共合作和大革命失败后的各阶级分离组合情况，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他说，“广州时期是四个阶级的联合，武汉时期是三个阶级的联合，南昌暴动时期只有工农，是两个阶级，中间不经过任何停留，不经任何阶段，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⑩]党的十一月扩大会议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发展。”[①①]在他们看来，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成了绝对的反革命势力，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这样，就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混淆了。 共产国际在纠正第一次“左”倾错误时，仍然把资产阶级列为革命的对象，1928年7-9月共产国际“六大”上则提出，中国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者、地主、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1930年7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中国革命和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这不仅因为革命动力成份之不同，不仅是因为工人和农民已经不是同资产阶级一块，更不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而且是因为工人和农民在直接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去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任务。”[①②]同时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期限，将比按照俄国1905年革命的条件所预料的要大大缩短；中国革命由资产阶段民主革命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迅速，将比按照俄国1905年革命的条件所预料的要迅速得多。”[①③] 李立三根据国际的观点，提出了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认为“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政府为着力争全国革命的胜利，不只是要没收土地，没收帝国主义的银行企业工厂……而且要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①④]。他们同样混淆了不同革命阶段的界限，否认革命性质的转变需要在全国民主革命胜利之后。李立三错误与国际有直接关系，然而，李立三又受到了国际批评，使他受审检查，并没有对理论错误加以彻底纠正，相反，说李立三是右倾，这样，不但没有扫除“右”的根源，而且给王明再次推行“左”倾路线铺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