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在诸多间接与直接因素的制约和推动下，事变于12月下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蒋介石长期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现了张、杨发动事变的初衷。因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地位，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①]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就间接因素（即客观因素）而言，有国际的和国内的斗争局势制约；就直接因素（即直接参与和平谈判的政治代表）而言，主要有三：一、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三、代表蒋介石意志的宋子文、宋美龄。本文拟对直接影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三大因素作一探讨与评估，并以此文纪念西安事变60周年。 一 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因素 首先，张学良实施“临潼兵谏”一举本身，足以表明张、杨从事变发动之日起就在争取“和平解决”的结局。 张学良发动“兵谏”，绝无加害蒋介石之心，绝不是为争个人权益、争个人地盘，而是争“停止内战，实行举国一致抗战”政治主张。对蒋实行“兵谏”，根本的目的在于促蒋反省，逼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其充当中国抗战“领袖”。对于这一点，张学良在实行“兵谏”后的一系列通电、训词、讲话中是一再表明了的。12月13日，张学良、杨虎城等在对时局通电中说：“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②]同日，张学良在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中又说道：“现在蒋委员长极为安全，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③]16日，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强调12日的“兵谏”是“为民请命”，“我们是只求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要立于抗日战线的第一线。”[④] 以“兵谏”的形式不危害蒋的生命，促其反省，这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其次，张、杨发动“兵谏”以后，立即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通电全国，并将此主张交蒋介石，促其允诺。俟“兵谏”目的基本达成后即行“释蒋”。 “兵谏”前一天晚上10点左右，张学良召集干部会议，布置次日清晨“兵谏”事宜。会议通报了“兵谏”后发表的“通电”。“通电”中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⑤]此“通电”于13日发表。14日下午，张学良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交蒋介石，并表示：只要蒋采纳八项主张中的“数事”，即可送蒋回京。而此时蒋介石对张、杨充满着敌意，对其“兵谏”之举极其反感，对八项主张明确表示：“余不回京，尔无论有何条件或主张，均不能谈。”[⑥]尽管蒋介石的态度如此敌对，但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张、杨是有计划地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 为打破僵局，张、杨答应蒋介石的顾问端纳持宋美龄信件于14日下午从京抵西安，允许端纳与蒋介石会晤，使蒋深信张、杨“兵谏”之举无害蒋之意。22日，张学良又允许宋子文、宋美龄、戴笠、端纳来西安，张学良亲自到机场迎接，并立即安排宋美龄与蒋介石见面。次日上午，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与宋氏兄妹就和平解决事变进行实质性会谈。24日，三方谈判人员就有关问题达成协议，蒋介石接受抗日条件，担保不再进行“剿共”内战。 再次，和谈结束以后，张学良及时“释蒋”，并于25日亲自“送蒋返京”。这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最后一环。这样，较好地巩固了和谈成果。 张学良送蒋返京后即被扣留，并长期被“管束”，这对张学良本人来说是极大的不幸。但张学良这样做，顺应了蒋介石的意志，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了最后的必要的个人牺牲。对于张学良“送蒋返京”之举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毛泽东曾作过充分的肯定，他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⑦] 二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因素 “临潼兵谏”发生当天下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关向应、任弼时等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议决：一、电张学良，赞扬其行动；二、派周、秦、叶为中共代表团飞西安。[⑧]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本着中共中央确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于16日乘张学良所派专机由延安抵达西安，遂即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