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三青团的结束与党团合并》[①a]曾经指出：党团矛盾的激化是导致三青团结束的直接原因。实际上，党团矛盾从三青团产生起就已经存在，并贯穿了三青团的整个发展过程，对三青团本身和整个国民党政权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那么，党团矛盾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又怎样演变和发展？它的根源和实质又是什么？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出分析和回答。 一、蒋介石关于三青团的设想及其后果 党团关系是指国民党组织与三青团组织之间的关系，它是随着三青团的产生而出现的。蒋介石是三青团的缔造者和最高领导人，三青团的结构、功能、地位和特征，都反映和体现了他的意图与设想。因此，要理解三青团的特点，首先必须搞清楚蒋介石关于三青团的设想以及为此而采取的有关措施。 蒋介石的设想大致包括下述几个方面：第一，三青团是国民党的青年组织。三青团是以当时苏、德、意等国的青年组织为模式而建立起来的。国民党承认：“苏联、德、意、日本等国家，都有青年团的组织，专司全国青年的组织和训练，我们是照着各国的先例，是为适应这个时代的需求才把它组织起来。”[①b]三青团的目的是要“使全国青年在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中，受严格的组织与训练”[②b]。因此，它始终把控制青年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它的组织和活动方式都是以青年为对象而设计的。 第二，以三青团来巩固个人地位。蒋介石为了加强个人集权，极力突出他个人与三青团之间的领导和服从关系。成立三青团，是蒋介石以个人名义来号召的，团章里规定“团长总揽团务，决定一切”，确立了蒋介石在三青团内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曾有人建议将三青团改名为“蒋介石青年团”[③b]，确实正中蒋介石下怀。 第三，把三青团作为国民党政权的新招牌。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已经信誉扫地，为了加强全国青年对他的向心力，必须在国民党这块旧招牌之外，再打出一块别开生面的新招牌，由三青团出面来号召青年。为了保证新招牌（三青团）的感召力，蒋介石极力想使它与旧招牌（国民党）保持某种距离，以免被污染。因此当陈立夫等人提出要在三青团名称前冠以“中国国民党”字样时，当即遭到蒋的否定，他说：“有你这‘中国国民党’几个字，人家就不来了。我看就是用三民主义来号召的好，用我的名义来号召的好。”[④b]不仅如此，蒋介石还有意识地回避三青团与国民党的关系。三青团虽然由国民党临全大会决议成立，但在随后发表的蒋介石《告全国青年书》和《三青团团章》中，对两者的关系却耐人寻味地一字不提。 第四，以三青团来改造、复兴国民党。三青团是以国民党自救运动的面目出现的，蒋介石赋予它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帮助国民党“振衰起弊”，“起死回生”。他指出：“本党革命，到了现在这个情势，我们自己毫无讳饰的可以说已经衰老腐败，不能吸引新进青年”。“现在成立青年团，就是要培养本党新的生命”，创造“新的精神和新的风气”；要“造成三民主义青年团，为一切社会组织的楷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强调“青年团是中国革命最后的一次试验”[①c]。 第五，三青团在组织上保持独立，使党团组织各自独立，互不统属，自己则作为国民党总裁和三青团团长同时凌驾于两者之上，这是蒋介石为加强个人集权而作出的一项重要安排，它使三青团在组织上相对于国民党具有极大的独立性，这种局面几乎一直维持到三青团结束。这是研究三青团问题时所不可忽略的。 第六，以复兴社为三青团的组织重心。三青团是蒋介石在解散国民党内各种派别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所标榜的口号是实现国民党的“统一和团结”，因此三青团包括了国民党各个派别的代表人物。但是，蒋介石心目中仍然把复兴社视为三青团的组织核心，在他的默许下，前复兴社成员在三青团的组建过程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据康泽回忆，1938年3月初，当他向蒋请示能否“把复兴社的精神移植到三民主义青年团”和复兴社成员是否“可以根据他们的志愿率先入团”两个问题时，蒋都作了十分明确的肯定。4月下旬，康泽再次就三青团组织核心和工作重心问题向蒋介石请示，蒋又明确指出三青团应以复兴社为组织核心，康泽应成为三青团工作的重心。[②c]此后，即由复兴社总社最后一任书记康泽担任中央团部组织处长，掌握三青团的组织大权长达7年之久。复兴社解散后，其成员约有半数参加了三青团[③c]；在一些地方，复兴社各级组织稍微改头换面就逐级转化成三青团的各级团部。有很多复兴社骨干成为三青团的重要干部。据统计，1941年三青团中央干事会的49名中央干事中，有12人是前复兴社领导集团的成员，占了中央干事总数的1/4强。从1938年7月成立的中央团部最早的领导机构看，原复兴社成员控制了组织、宣传、经济和总务等重要部门。在省一级，到1942年，已成立的25个支团中，有2/3以上的主任、书记由前复兴社骨干担任。在县级基层组织，各地最初任命的分团负责人，也多半为复兴社分子。由于这种情况，复兴社成员往往把三青团看作是复兴社的继承者，视自己为三青团组织理所当然的主人。[①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