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原因，在党的两个重要历史决议（即六届七中全会决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都作了明确的结论：是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但是，遵义会议决议中却未提出反对“左”倾的问题，且强调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而“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因此，必须要在“全党内”深入开展“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①a]。显然，遵义会议决议中的提法和历史决议中的结论是不一致的。应当怎样认识遵义会议决议中提出的反右倾问题？笔者不揣谫陋，谈点个人的认识，以就教于同仁。 一、从局部的军事路线和现实危险倾向看，遵义会议决议中反右倾 的提法符合当时党内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具体实际。 遵义会议决议中号召全党深入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是从当时党的军事斗争方面确实存在着“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际情况出发的，而且在战争非常时期，这种右的倾向可以说已构成了党内的最大危险。正如后来周恩来1972年6月10日在《党的历史教训》一文中所讲的：“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②a概括当时军事斗争中存在的右倾表现，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从军事领导思想基础来看，过分估计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力量对于苏维埃革命运动残酷进攻的客观困难，而对自己主观的力量特别是苏区与红军的力量则估计不足。 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较之前四次“围剿”有着一个不同之点，即是在国际帝国主义金钱军火的帮助之下进行的。1933年5月，美国借给南京政府5000万美金（次年改为2000万美金）的所谓“棉麦借款”以及4000万美金的所谓“航空借款”。蒋介石凭借这批金钱购了大量军火，聘请了许多外国顾问，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务求消灭红军和苏区。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蒋介石于1933年9月，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分4路“围剿”中央苏区。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于苏维埃革命运动更加残酷的进攻，红军最高军事指挥者李德、博古在反“围剿”伊始至福建事变结束时期，曾采取了“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左”倾方针，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但是，还应看到，就在“左”倾军事指导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右的思想倾向。譬如部分人对于能否粉碎这次大规模的“围剿”持有悲观、恐惧和失望的情绪，甚至于许多中国革命的朋友和有些共产党员，也不免抱着悲观的态度。在红军高级将领中亦有人存在着惧怕红军远离根据地作战的右倾错误心理。1934年1月，当蒋介石将福建事变镇压下去而转过头来又重新加紧对中央苏区进攻后，“左”倾军事领导者即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一变而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以后又在退却中变为逃跑主义，使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斗争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博古在遵义会议上关于反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中，拒不承认错误，并为他们的错误百般辩护。因而，遵义会议决议指出：“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①b]。 其次，从军事指挥方面来看，畏惧于敌人的堡垒主义，实行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及其战略战术原则。 国民党蒋介石在经过前几次“围剿”失败之后，知道用“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同红军在苏区内作战是不利的，因此，在第五次“围剿”中采用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财，紧缩中央苏区，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红军之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红军的战略方针应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围剿”。然而，李德、博古在继最初的轻视堡垒主义实行全线出击，结果在硝石、资溪桥、团村、将军殿、建宁、湖坊、温坊等各线，特别是广昌战线连续受挫后，对敌人的堡垒主义由轻视陡然变为恐惧，以单纯的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而对毛泽东在反“围剿”期间先后提出的两次正确建议则断然拒绝。其结果，只能是丧失了打破敌人“围剿”的时机，最后，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在指挥红军突围和长征初期，“左”倾军事领导者同样犯了右倾错误，实行即却中的逃跑主义。 再次，从部队战斗情绪方面来看，遵义会议前夕，红军中从一些高级将领到一般战士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的情绪。 长征开始后部队连续受挫，减员严重，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不到两个月时间，中央红军主力即由长征开始时的86000人减少至不足40000人，并始终未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加之转移方向不明确，不少干部战士对红军的前途感到心中无数，因此部队混乱现象严重，士气十分低沉。面对红军的危急处境，“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当时，“如何巩固提高部队的士气”，已成为完成长征任务的“一个大难题”[②b]。 以上说明，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确切地说是从广昌战役后开始）到遵义会议召开前夕这段时间里，军事领导者的确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这时能否振奋士气，克服失败情绪，已经成为红军生死攸关的大事。因此，遵义会议决议号召全党深入开展反对“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应该说是合乎当时党内斗争实际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它对保证胜利完成长征任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从整体的中央路线和军事领导思想根源看，遵义会议决议中反 右倾的提法和两大历史决议中反“左”倾的结论并不相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