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8月26日，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诞辰95周年纪念日。陈毅那多姿多彩的一生，那独具魅力的人格力量，都是广为人们称道的。他多年正确地、模范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形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团结、教育了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献身于祖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今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陈毅在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对他是一个很好的纪念，对我们继续做好知识分子工作，也是大有裨益的。 陈毅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的。陈毅出生于20世纪初，伴随着国家民族的忧患长大。经过长期的比较和探索，他终于选择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生道路，把自己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基于对知识和人才的清醒认识，他对知识的渴望和对人才的喜爱从来没有满足的时候。他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用新的知识武装自己；他广罗人才，尽可能让有专长的人找到用武之地。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条件恶劣得难以言喻，别的东西都丢光了，陈毅的书却说什么也没舍得丢。陈毅从他自身的体验中深刻地理解到，中国革命离不开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是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功劳。这些人中，就有为陈毅所熟悉和景仰的李大钊、蔡和森、恽代英等同志。陈毅更从他追随多年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的身上，看到了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这些人，尽管各人的经历不同，却都有着丰赡的文化科学知识，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既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精深的造诣，又不断吸收新知识，总结新经验。他们把这些融汇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改造中国的社会。他们所创造的业绩，所展现的才华，所爆发出的无穷的创造力，是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的最有力的证明。基于对近代中国文化、经济落后的深刻认识和共产党人对振兴中华民族的高度责任感，陈毅把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性提到“打天下和治天下都不能离开”的高度来认识。他多次用历史上刘邦与项羽争霸和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教育干部，指出刘邦因用了张良而定于一尊，刘备因得诸葛亮而鼎足三分，以此启发大家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 陈毅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能自觉地吸引、团结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一个明确的大目标服务，为革命的大局服务。在革命战争时期，是为推倒三座大山服务，在全国解放以后，是为建设新中国的宏伟目标服务。在抗战时期那种艰难的条件下，陈毅在苏北吸引了邹韬奋、范长江、贺绿汀、阿英等文化界著名人士。陈毅把文化人集中起来，安置在根据地最安全的地方，设置了“文化村”，建起了“湖海艺文社”，在《盐阜报》上复刊文艺版《新地》，将已经停刊的《大众知识》改名为《新知识》复刊。张爱萍、李一氓、范长江、吕振羽以及各界爱国人士都在这些报刊上发表诗作，有力地鼓舞了当地抗战军民的士气。在陈毅等同志的教育和影响下，开明士绅中的知识分子，大都靠拢新四军，为抗战作出了贡献。有的区参议会副议长，把儿子从国民党军队中动员出来，带领百余青年参加了新四军。有的县参议会副议长，先后掩护中共干部20多人。有的参议会长被日军捕去后，坚贞不屈，不为高官厚禄所动，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 新中国成立以后，建设一个富强的、现代化的国家就成为全国人民的主要奋斗目标。围绕着这一宏伟目标，陈毅在知识分子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组织一支浩浩荡荡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军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刚解放的上海，是国民党留下的一个破烂摊。陈毅出于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深刻理解，加之他善于审时度势的雄才大略，大胆地起用了各种学有专长的人才，包括不久前还为国民党政府服务的人员，使千疮百孔的上海市克服了重重困难，迅速走上正轨，被治理成一个受到国际舆论赞扬的充满生机的美丽城市。原国民党的上海市代理市长赵祖康，是个著名的道路与市政工程专家。解放军开进上海后，他十分紧张。陈毅以共产党人的宽阔胸襟把他留下来，请他继续当他的工务局长。这意想不到的决定，使赵祖康万分感动。从此，他忘我地投入到城市的改造中去，有时亲自带领测量队到棚户区工作，使城市的面貌较快地得到了改变。在刚解放的上海，百废待兴，陈毅十分忙碌。但当他得知旧有的中央研究院要召开建院21周年的纪念大会时，他立即决定亲自出席。他很清楚，那里人才荟萃，集中了旧中国一大批科技方面的尖子人物，不能错过做工作的大好机会。那天，陈毅早早来到研究院，亲切会见了科学家，鼓励他们继续做好研究工作。在纪念大会上，陈毅发表了热情而诚恳的讲话，提出“多难兴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科技界人士一起，共患难，同欢乐，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会后，不少人明确表示愿意跟共产党走。一些疑虑重重、摇摆不定的人也开始安定下来。这时，陈毅的堂兄陈修和也在上海。陈修和原是兵工专家、国民党联勤总部兵工署沈阳兵工总厂中将厂长，因未执行蒋介石炸毁沈阳兵工总厂的命令，保护兵工厂有功，受到中共领导人的高度赞扬，已被任命为沈阳兵工厂的新厂长。陈修和受朱德总司令和邓小平同志的委托，在上海联络那些未随国民党逃走的兵工技术人才，争取他们为新中国服务。在陈毅的鼓励和支持下，他很快联络到200多人，其中原国民党兵工系统司局长、厂长级的人物就有20多人。在上海召开文化界人士座谈会时，陈毅亲自参与研究邀请名单，他说：“所有在上海的文化知识界代表人物，都要请到。当前最重要的事是团结。解放区来的和地下党的，党内的和党外的，都要团结。在不团结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过去是吃过大亏的，现在胜利了，更要特别注意。”名单最后增至160多人。在座谈会上，陈毅对科学家和文艺家们的讲话，推心置腹，态度诚恳，赢得了文化界人士的由衷感佩。在团结各种知识分子时，陈毅既坚持了革命的原则性，又有较大的灵活性。讲团结，就应求同存异，不能用一个尺度责备求全。陈毅说：“这些人一不去台湾，二不去香港，三不去美国，这表明他们还是有爱国心的，只要没有具体反共行动，都应该用。学有专长的还可以重用。出了问题我来负责就是！”他明确表示：上海文化界千富万富，最珍贵的财富还是人才。著名学者们，有的当时对共产主义并无信仰，诸如沈尹默、张元济、熊佛西等，陈毅都与他们交上了朋友，既从他们身上汲取知识和智慧，又从生活和工作上给予关心，同时，引导他们不断弃旧图新，自觉自愿地改造某些旧的观念。当然，这种团结也并非一味迁就，在涉及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时，陈毅也能旗帜鲜明地坚持原则，做好工作。有次座谈会上，一位老先生反映，有人讲共产党“上层好，中间少，下面糟”。他当即指出：“我们对朋友的话总是虚心听的，但这三句话我不接受。”他摆事实，讲道理，阐明了“上层”与“下层”的辩证关系，使听者心悦诚服，也提高了党外朋友的思想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