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考证 据刘金田、沈学明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的《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所载，徐向前、李先念均为“中国共产党第七至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分别见该书第305、149）。笔者认为，以上说法有误。 徐向前、李先念以及该书尚无记载的陈昌浩、周纯全、傅钟、保畏6人，应从1935年8月4日至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时起即为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其中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李先念、傅钟、何畏为候补中央委员。 1935年6月中旬，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师，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消灭红军的计划，为长征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在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上，党中央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产生了严重的分岐。为了统一思想，党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懋功县的两河中举行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表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但在会后又提出与中央决定相反的南下川康边的主张，并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而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张国焘催其率部北上，并要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速到芦花集中指挥。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国焘在会上提出要提拔新干部，有的“可到军委”的主张。为了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会议决定由张国焘接替周恩来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并为中革军委的总负责者；决定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张国焘对此仍不满足，借口“组织问题”没有圆满解决而一再贻误战机，致使红军无法执行松潘战役计划，不得不改道经草地北上。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以及组织问题，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简称《决议》。《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方针，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关于组织问题，会议决定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李先念、傅钟、何畏为候补中央委员，其中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在《决议》中记载：“吸收四方面军中党的最好干部，参加党中央及其他军事政治机关的工作。”凯丰在1937年2月27日写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一文也说，沙窝会议“完满解决组织问题”。 沙窝会议增补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四方面军有很多好的干部，而我们只提出这几个同志，是很慎重的。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是在特别的情形下这样做的[（1）]。 由此可见，徐向前等6人应是六届中委，而不能像《历史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那样，对徐向前、李先念两人只写“第七至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并对另外4人只字不提。况且陈昌浩早在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已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2）]。 沙窝会议决定徐向前等6人为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是中国革命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结果，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为争取、团结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在组织上作出的适当调整，也体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党内斗争问题上坚持原则、灵活主动地团结大多数人共同前进的工作方法。 对此，《历史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应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予以更正。 注释： ①a 《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5页。 ②a 见1980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为陈昌浩同志举行的追悼会上的悼词。
